中苏决裂的制度因素分析

1950-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即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体制"合法性基础刚性化,抗震能力较弱,这是导致中苏决裂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主要原因;"斯大林体制"的集权性质使国家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纠错机制难以形成,这是导致中苏决裂的另一个原因.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兼顾这两个特征,积极稳妥地进行.     

综论近代日本的法典论战与家族制度

古代日本法主要受中国的影响，采取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方式。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法律体系与法律观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旧的法律制度，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成为实现近代化的当务之急，同时，与欧美列强的交往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愿望。亦需健全近代法制。     

20世纪初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论战

20世纪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重视,争论随之而起,出现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两次论争,争论的焦点在于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根本出路和要不要组建政党和建立国家政权的问题,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奋斗目标和革命手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     

论现代新儒家对“科学”的本体论安置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儒家在本体意义和价值优先性原则下,以新的本体论化解这个矛盾,并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即以本体论的价值层级和结构来肯定＂科学＂的地位。尽管重建的本体论并没有超越传统本体论的基本形态,但显示了哲学家寻求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尝试。     

人文良知 职业素养 论战气度

我们要重建新文明,首先就需要理性的良知,需要扎实的理论建设意识,需要重新审视文明史的基本功力与基本素养。而这一切的一切,最需要的还是我们的人文良知——一种以建设心态评判是非的精神,一种不说谎、不龌龊、不泼别人脏水的名士气度。     

浅析法与道德的分离

法律与道德是法哲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哈特与富勒的经典论战又被认为是法律与道德问题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我认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不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无关的西方法哲学史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哈特与富勒的论战来结合思考当下的现实生活问题,把过去的、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当下的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     

第二次国共合作视阈下的中苏文化协会

抗战时期，“联苏”是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主要外交政策，对苏联文化的介绍也自然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使得“和共”与“联苏”相互关联。中苏文化协会对意识形态的淡化，对苏联文化的全面介绍和研究，为国共在文艺领域的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特殊载体——中苏友好协会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作为"一边倒"政策的产物,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苏友好协会建立了完备的组织机构,吸收了大量会员,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促进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1960年开始,中苏友好协会经历了活动减少、机构撤并、成员萎缩等一系列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苏友好协会更是有名无实,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苏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缓和,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开始恢复,并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苏联解体,作为中苏关系的特定产物,中苏友好协会最终于1992年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中俄友好协会取代.     

《中苏友好报》:中苏友好的见证

《中苏友好报》创办于1952年10月,是中苏友好协会的机关报,由总会机关负责编辑出版,全国发行,是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作为中苏友好的宣传阵地,《中苏友好报》伴随中苏关系走过了"蜜月"时期,记录了中国人民对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全过程,是中苏友好的宣传者和见证者.但是,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后,随着中苏分歧的逐渐公开,这张以"友好"命名、片面宣传苏联的报纸,终因无法继续完成宣传"友好"的任务,于1957年3月30日出完最后一期,走到了终点.     

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