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记文学家的郑学稼

《鲁迅正传》从书名到内容对鲁迅均持贬损态度。郑学稼研究鲁迅是通过一个人去折射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思潮,因而该书的某些史料的运用仍有可取之处。在中西文化大论战期间,郑学稼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反对李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使他成了守旧派。在禁谈马列主义的"戒严"时代,郑学稼在台湾反复歪曲、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另一类"宣传"。这就难怪郑学稼去台后知音甚少,倍感寂寞。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关于建国以来中苏教育交流史研究状况的综合评述

建国以来中苏教育关系的研究是我国对外教育交流史的一个薄弱环节.最近20多年,研究者对中苏教育交流的途径、交流影响及反思角度对建国初期的苏联教育专家、留苏学生、院系调整、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都做了研究,并形成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但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关于中苏教育关系方面的综合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原因分析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另外,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无疑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大论战。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     

尼克松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评估、分析与决策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冲突彻底公开化。对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和分析,认为苏联更有可能是中苏战争的挑起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政府预估了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规模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在。围绕如何应对中苏冲突,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着"亲苏派"、"中立派"和"亲中派"的分歧。经过深入的讨论,尼克松政府决定执行"维持当前政策但更多地偏向中国"的策略。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有关各方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的一场部族冲突,达尔富尔危机不能93罪于中国。中国政府从未回避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国际责任。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已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达尔富尔危机既是对中国非洲外交的一场考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对非外交的转型。     

科学玄学论战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兼论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 ,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 ,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