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的价值分配研究——基于中间产品定价的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价格决策的静动态博弈模型,简化各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市场需求函数等假设条件,对独立企业、且不存在统一"权威"的供应链的中间产品的价格确定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了不同企业分别拥有中间产品价格和产量决定权,即不同的博弈权力的分配,如何影响供应链中各企业的利润分配,从而得出了谁具有价格决定权,谁将获得更大的利润,企业独立的定价权力使得供应链整体利润不能达到最大的结论.     

构建和谐社会与扩大中间阶层的统一性

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直接启示是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都相对缩小,整个社会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相对减弱,呈现出和谐社会的繁荣局面。同样,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基本进入比较发达的现代化阶段,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中间阶层才会最终形成。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测算及分解——基于RAM网络DEA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RAM网络DEA模型对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8年的效率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最高,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表现优于国有银行,但是两者效率差距逐渐缩小。非利息收入过低和不良贷款过高是国有银行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本文对可能造成银行效率结论不一致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网络结构的划分、模型的选择以及中间产出自由处置性的考虑等情况下各商业银行效率结果的差异显著。在中间产出满足强自由处置假设情况下,各商业银行的效率值相对较低。在不同网络结构的划分情况下,各类商业银行效率水平发生显著变化,网络结构2情形下各模型测度的国有银行效率水平要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对不同网络DEA模型测算的各类商业银行效率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基于投入与产出的观测值对相应的松弛进行调整的NSBM模型及NSBI模型测算的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效率估计值要低于NRAM模型测算的效率值,且该情形下国有银行具有最高的效率水平。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论“分享经济”下我国劳动法保护对象的扩张——以互联网专车为视角

近些年,以互联网专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在全球迅速发展。这一经济模式创造了从属性更加松散的就业模式,就业主体的工作独立性相对较高,也面临一定的就业风险。然而,传统的以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为界分的劳动法调整路径难以很好地平衡分享经济的发展与就业主体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为此,现行劳动法有必要扩大传统的保护对象范围,在劳动者和劳务提供者之间增设具有经济依赖性的劳务提供者主体,并为其提供适当的类似劳动者的法律保护,从而为分享经济下的劳务提供者提供更为合理的保护路径选择。     

中国中间投入率的演变特征及其对发展水平的影响

文章基于1987—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中间投入率的演变特征。利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模型厘清不同阶段中间投入率变化的主导原因及各因素作用程度，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中间投入率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阶段，技术升级、分工细化等“强度效应”与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共同导致中国中间投入率长期持续增长；第二阶段，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效应”是导致中间投入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分工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中间投入率的变化，不同阶段各因素作用方向和程度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中间投入率或与其相关的指标直接与发展效率、发展质量挂钩，而要区分发展阶段、区分时期、区分宏微观综合分析。当前中国中间投入率已经出现转折性变化，进入“倒U”型曲线右侧下降的阶段，需因势利导，推动产业内部和部门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畅通产业之间的联系，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