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皖派”学者与《四库全书》

乾嘉学风的确立乃至鼎盛,是以《四库全书》的成功编纂为其标志;而此次大规模的修书工程,又以"皖派"学者为其中流砥柱。四库馆中徽州士子的奉献与成就,"皖派"学者的抗争与影响,使朴实考证之风得以确立和发扬。通过对戴震及"皖派"学者在四库馆中奋斗历程的考察,可以了解十八世纪政治学术生态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史事宗”易学: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确立与传承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撑肠文字三千卷 试手清凉又一篇——《王念孙之训诂学研究》述评

<正>王念孙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尤以一代训诂学宗师之盛名而著称于世。刘精盛博士撰《王念孙之训诂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立足于王氏小学文本的整理与研究,挈其纲领,发其隐覆,堪为高邮王学研究之功臣。一、述论结合,疏密有致。《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     

论戴震对水利文献的贡献

戴震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撰写《水地记》,存定稿与初稿两种,定稿为其整理《水经注》奠定了学术基础.根据学者的抽样统计作粗略估计,戴氏《水经注》异于赵氏者约在50%以上.学界对《直隶河渠书》的撰者多存争议,但是胡适认为此书至少前四册二十六卷是戴氏的最终定稿.学者多认为戴氏文集中《记洞过水》一文的真正作者并非戴震,事实上,戴氏曾对此文原稿增删改动408字,批注345字,约为原稿字数的1.5倍.在戴氏的其它专论中亦有水道考证内容,其所参与纂修的地方志之"山川""水利"内容中可能也隐藏着戴震的贡献.     

清代学者学术道德观述略

清朝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道德观。清朝中前期的主流学派乾嘉学派,比较注重学术的原创性与学术发明权,将引用别人学术成果不加说明乃至剽窃等行为,视为不道德。而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强化这个学术道德观念的外在机制。清中叶之后学术道德则有所转变,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注重义理的学者,则视学术为公器,学术的目的在于"明道",只要是为了"明道",而非为了私利,即使引用他人著述而不注明,也是正当的行为。     

论历史教学中的“乾嘉学派”评价问题

清初学者鉴于明亡的原因，抛弃理学家空谈义理的积习，开始关注时政与民情，把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考据学渐成气候，到清中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它的兴盛也是清代儒学的生长点，因为在清文化专制政策下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只能从整理儒家经典着手。乾嘉学者通过考据对儒家经典进行的再整理，确保了在清廷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保存儒家文化的历史使命。     

清人入关与传统学术变迁

清人入关造成了传统学术的转向 ,它迫使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断 ,并使早已衰落的理学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当然 ,传统学术的发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独立性 ,汉学的兴起正是士人抛弃理学后作出的合理选择     

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