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释孔阐儒的内容及方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释孔模式。梁漱溟以寻求、建立“孔子心理学”为理论支点 ,用“返求事实”、“东西比较”等方法 ,认定孔子儒学之特色在于折中调和的哲学思维、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尚情无我的人际关系及求仁求安的道德追求 ,并在形上层面即所谓“孔子的心理学”,发掘其内在根据 ,从而对孔子儒学做出较为接近实际的解释。     

世贸组织能否担负起全球环境保护的责任

本文从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出发,论述了世贸组织作为最大的国际经济组织,应在这一领域发挥推动全球环保的重要作用。但世贸组织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原则又与之有冲突,并事实上成为阻碍后者取得成效的强大障碍。世贸组织的全球化政策因此受到批评。在全球掀起环境保护高潮的大环境下,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世贸组织面临的新课题。     

全面理解举证责任的内涵准确运用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的存在时 ,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全面理解举证责任的内涵 ,把握举证责任产生的基础和范围 ,准确运用举证责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诉讼证据概念新解

什么是诉讼证据?这一问题似乎已经不是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一款已经明确规定：“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然而,如果我们认真研究这种“证据就是事实”的法律概念,却会发现这一概念在逻辑和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的伦理审视

关于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的伦理问题,在国际上颇具争议性,并形成了赞成派和反对派两派.以普世伦理原则为基础,对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进行伦理分析,深入理解伦理原则和科学行为事实之间的关系后可以得出:纳粹人体实验数据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产物,由于纳粹人体实验行为本身严重违反了伦理原则,因而在伦理原则的检验下,它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能应用的.     

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案件事实及其形成

法律适用的对象是案件事实,而案件事实与通常理解的事实概念存在本质区别,案件事实即是已被诉讼程序证成为案件事实的生活事件,案件事实不是既定的、不是被发现的客观事实,而是由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据规则和事理逻辑形成的;很多情况下,事实问题即是法律问题,法规范对案件事实起着型构的作用;审判过程中规范与事实相互作用且自我显形;事理逻辑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一研究能揭示出形成案件事实的过程中最能体现法官个人判断的意识因素。笔者采用思辩哲学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研究方法。     

关于案件事实界定

案件事实作为一个概念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界都如同"事实"这个概念同样被混乱地使用着。不同语境下"事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同时对于案件事实的性质究竟是主观性还是客观性人们也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从本质上讲,案件事实是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指向的主观判断的结论。     

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

法律行为解释是将法律行为的意思明确化的活动,是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确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许多国家直接决定着有关法律行为解释的问题能否上诉、上诉审法院的管辖及上诉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只有在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解释发生在法律适用的小前提形成的阶段,而形成小前提的阶段是一个法律适用过程。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性质上属于法律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     

事实破产状态下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

资本制度改革大大降低了公司设立的准入门槛,但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担忧。为扩大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可能性,有必要对我国传统的董事信义义务进行检讨,在公司处于事实破产状态时,适度扩张董事的信义义务,使债权人以间接受益人的身份获得董事信义义务的保护。同时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和制度,坚持以立法为导向,以派生诉讼为救济渠道,以比例原则为责任分担标准,为处于事实破产状态公司的债权人提供更加周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