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     

营业转让的初步考察——基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理论研究和法律规范

营业转让行为是企业法上的特别契约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营业转让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而排除转让财产物件,只要不影响营业的有机一体性即可,但是转让必须包含事实关系。营业转让虽为契约行为,但是影响到股东利益,理应履行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程序,并赋予异议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营业转让时,财产应进行个别转移行为;债务并不当然由受让人承继;劳动关系是否承继由当事人约定应具体分析。     

尊重学术事实是维护学风的基础——回应《一篇学风不端的博士论文》

刘方的博士论文,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方面,与马东瑶的文章完全不同.所谓马文的结论,事实上一方面是对于唐宋洛阳文学史和政治史的一些基本史事和学术界共识的概述,另一方面是对于他人著作观点的回应,本身并没有形成新的学术观点.由于谭同学对于学术论著的理解能力和对于相关研究领域学术界已有成果、基本共识等等方面所知有限,而导致将马文中的两段文字,视为马文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结论,并且由此为基础,推论刘方的博士论文的相应表述文字是“照抄了马著的结论”,完全是谭文基于误读基础上的误解,其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文学消费与20世纪中国文学——以长篇小说为例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文学现代化的另一个维度——市场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文学生产与读者消费诉求的关系,作家作品在文化图书市场上的命运,文学的消费价值,成为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和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本文着重以最具有图书出版物特性、与大众读者文学消费最为密切的长篇小说为例,宏观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文学消费与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试图敞开一直被意识形态或“纯文学”的文学史所遮蔽的20世纪处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现实关系中的“文学事实”,凸显时代社会的经济体制、传媒出版、大众读者、图书市场对于20世纪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以期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评价标准,即在确立文学作品的价值时,将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文学消费状况作为评判的一个重要维度.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机制是为保证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内在思维机制顺畅运行而予以匹配的相关诉讼模式、诉讼结构和审理模式等外在程序配套措施。为实现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正确性和效率性价值目标,建基于法律商谈理论的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以证据交换和争点整理作为核心内容的审前准备程序以及庭审程序中的集中审理主义三种程序措施共同架构起了最优化的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程序保障机制。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全面回顾自1990年代中期发端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有三个"典型化事实",即阶段性绝对收敛、俱乐部收敛和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结构变量、劳动力流动、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波动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地区增长和地区差距研究进入成熟阶段.未来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可能方向是二元经济与经济收敛、要素流动性与经济收敛、经济收敛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收敛绩效等.     

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和谐——兼议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

追求社会和谐是历史的主流,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下的主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本文从哲学层面回应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分析和谐社会的内含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统筹发展的运作问题,同时更要并重事实与价值,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实认识的维度对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进行科学总结,也是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态度,从价值认识的维度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价值导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一种历史事实判断,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追求.从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维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哲学解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混乱”一直困扰着费孝通先生式的知识分子。这种困扰是因为舶来的“实证科学”教条与“在地”的信念和知识之间无法“视野融合”引起的。为解决这一困扰,可以当代的整体论哲学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的规范秩序或者“法”。以这一新整体观为原则,不但可以解释和理解当代中国“法”的实践意义或“真”,而且可以为当代法律建构带来知识论注视的“转向”,即从纠缠于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现代司法论与本土资源论等的虚假对立中脱出,转向注视法律与价值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关联。在具体的方法论策略上,可以用整体论界说法律人类学的传统方法论——延伸个案方法和栖居进路,来阐释实践案例。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反事实”分析

保障农民收入是棉花目标价格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文章将2014年4月起国家在新疆试点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利用政策评估的合成控制法,对比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前后新疆棉农收入的实际值与“反事实”值之差,评估收储制取消后,试点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新疆棉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棉花收储制取消后,新疆实施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有效阻止了棉农收入的大幅下跌,且随着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不断优化和稳定,棉农收入出现回升企稳趋势,表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于保障棉农的收入起着重要的作用。建议政府在新疆进一步巩固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以稳定棉农的植棉信心,保障棉农的收入,适时可将该政策向其他优势棉花产区推广;同时,要加大对棉花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推广与支持,激励棉农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