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社会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从经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货币都是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系.这些研究围绕货币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主题,凸现出货币与社会结构、货币与现代文化发展、货币与人的生活方式建构等三个问题的关联,并形成了结构与文化两个路径的理论框架.货币与社会的互嵌论、建构论、视角论、多元论成为货币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点.     

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

传媒时代图像文化的泛滥不仅使文学边缘化,同时也将文学传媒化和图像化;我们的文学受众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正在放弃面对白纸黑字的"阅读"而转为通过图像"观看"文学.对于文学所遭遇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应该一味的诅咒和责难.而应该从学理上探讨个中原委,特别应该就其不同的媒介形式及其互文关系进行美学研究,从而有可能将亚里斯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向前推进.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居都仡佬语差比句分析

居都仡佬语的差比结构比较丰富。一是结构形式丰富,既有动词做谓语来表示差比关系,也有用介词引进比较对象做状语来表示差比关系。二是比较标记丰富,动词与介词都具有多种形式。居都仡佬语差比句的类型对于南方民族语言差比句研究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     

亚里士多德与庄子人生“至境”之比较

人生至境是人对理想生活处境的终极性描绘,也是先哲们求解人生问题的重要体现。作为中西文明的重要思想者,亚里士多德与庄子都对此给予了丰富的阐释。立足跨文化的比较视域,两位先哲的人生至境可相应地从5大维度进行比照：样态形式——“闲暇”与“逍遥”;通达途径——“沉思”与“坐忘”;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以及人格形象——“完人”与“至人”。虽然亚里士多德与庄子均将人生至境指向了内在精神性的自由之境,但在5个维度上都既有相通性又有差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于始源点上的汇通与分野。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研究——以“惠州模式”为例

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即是城市和农村两主体互构共变的机制,包括城乡互构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和互构域四个要素。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日益丰富,"城乡整体互构共生"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其优越性和合理性。该模式主张城市和农村是互构共生的,互动地位将趋于平等合作,双方相互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利益需要的满足,互构结果将是互惠双赢。惠州的实践证明,各地在深入把握城乡互构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既有自己特点又遵从普适规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民族性·现实性·互融性——关于汉语修辞与汉文化关系的研究

汉语修辞与汉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关联与共变的关系。当前两者关系的研究 ,应注意三个问题 :一、立足于汉语修辞与汉文化的民族性的层面 ;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着重现实意义的挖掘 ;三、关注人类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互补性。唯此 ,方可将汉语修辞与汉文化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劳动收入占比视角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分析

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开始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通过对1952—2013年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高且逐年下降,这无疑会对我国居民消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并形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基于知识经济和新常态的考虑,提出了提升劳动收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建议。     

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

基于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进行考量,采用中国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对投资率的增长效应不断弱化。“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投资率将发生下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数量红利”转为依靠“人口素质红利”,更好地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