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从人鱼形象的变迁看西方对日本的影响

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情况也会随着时间而多少发生一些改变。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吸收型"国家,在吸收着外国文化精髓的同时,又将其与自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至今特有的文化。本论文以"人鱼"为例,把以《海的女儿》中"美人鱼"的形象作为出发点,在考察日本人鱼形象演变的同时,来试着探究自江户时代末开始西方对日本的影响。     

感恩房东老奶奶

去年,儿子驾车,与我一起去了一趟闽北山区,看望我最感恩、最难以忘怀的房东老奶奶。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队的职工家属,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跟随在当时华东六〇八队下属分队工作的爱人四处漂泊,八方安家,辗转赣闽两省多地,在城镇和山村租房住。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儒学对唐末五代北方民族将帅的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乱、动荡,打破了以前鲜明的民族畛域,汉人大量北逃,北方民族则乘乱内侵。这使汉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北方民族社会。其中,汉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对北方民族成员尤其是将帅、君主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儒学理念尤其是伦理观逐渐由浅入深地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打下了烙印,使他们逐渐摆脱了愚昧及原始性,而接受了儒学倡导的孝、忠、礼、信等伦理、政治观念,逐渐汉化。这对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无疑意义重大。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一个古玩行家的“鬼市”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京沪两地曾经各有一个古玩市场。在北京，是闻名遐迩的潘家园，而在上海，则是一条长约300米的小路，会稽路，那是民间文物交易的早期雏形。     

儿时记忆中的小酒铺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童年的时光是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度过的。那时我家住在崇文区花市大街的关帝庙街。离我家不远的花市西口有一座崇光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坐落在花市大街的马路北边儿。在它的对面,马路南边有一间小酒铺。这间小酒铺面积不大，也就有二十多平米的样子。里面放了三四张桌子，使本就不大的小酒铺更显狭小。喝酒的客人出来进去的，有时都需要侧着身子。     

他要在,该多好

我的丈夫是在1997年3月去世的。转瞬间,他离开我15年了,我几乎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特别是当我外出,看到成双成对的老年人时,就生出一种羡慕的思绪——他要还在,该多好。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位于长春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算不上积极分子,这自然对我的前途有些影响。1958年9月,我代表单位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大跃进科     

上接“天气” 下接“地气”

晋元地块是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苏河湾地区最大的旧区改造基地，许多棚户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这里居住空间小，每逢台风暴雨就四处漏水。北站街道蒙古居民区治保、调解干部杨根娣阿姨生在这里，嫁在这里，对周围的居民都很熟悉。自去年9月2日闸北区启动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以来，她就下定决心，真心实意为居民做一些实事，盯住动迁这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把力气聚到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