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原因自由行为的基本问题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是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且在此状态里导致某一犯罪构 成客观方面实现的行为。其可罚性在于它是“同时存在原则”的一种例外。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     

新型城镇化发展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正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陶希东撰文指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一半以上人口开始居住在城市当中,新型城镇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挚、新红利。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须要处理好如下一些基本关系。城乡再统筹:处理好"城"和"乡"的关系。在充分遵循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要求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协同发展、公平发展的新模式。在此过程中,避免出现城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

中国的公权机构近年来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往往通过权利倾斜性配置方式对交易一方的私权进行额外规制或过度保护,但却带来不少负面后果。而这多源于公权机构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以及对私权主体行为复杂性的认识不足。本文认为公权机构只有在考虑到交易双方特定情形下的利益关联度、利益受损者的对策行为、受益人及潜在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干预者的能力限度与干预困境等因素时,才能作出正确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决策。     

粤商与清代泛珠三角经济交流

清代,广东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交流已十分频繁,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粤商在泛珠三角地区的活动与朝廷对广东实行特殊外贸政策有关。讨论清代粤商与泛珠三角的经济交流,无疑对当今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权利的四种形式——基于“权利性”与“团体性”纵横维度

权利一方面强调个人可以取得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又需要基于共同体视角予以识别或理解。因此,对于特定权利就可从两个维度做出考量,一是权利性,即为权利强度,或者说权利界定与实现的可妥协性;二是团体性,意指社会共同体对于权利行使的对等义务要求的强度。以此二者为纵横坐标进行高低不同组合,就可以区分出自然性权利、均等性权利、增长性权利以及价值性权利等四种权利形式。如此归类权利,较之三代权利归类法、主要权利列举法等,更可以把握不同权利乃至不同代权利间区别所在,并可以接纳当代层出不穷的新兴权利,以及为解决复杂、多样的权利冲突提供合理、简捷的操作路径。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解读

＂哲学王＂是柏拉图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们往往只是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由此形成了各种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通过阅读《理想国》的文本探讨＂哲学王＂的真正含义,可知＂哲学王＂就是拥有真理性知识之王,也是一种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于一身的理想人格。这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它对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建构具有范导意义。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