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发展70年回顾与前瞻——基于分配-供给-输送-财务四维框架的分析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已经过70年的发展,剖析城市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对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及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基于分配-供给-输送-财务这一社会福利政策的四维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我国城市养老服务形成了从三无救济到按需保障、从收养安置到多样服务、从一元供给到多元提供、从政府统支到混合财源的发展路径,但同时也存在着服务的可及性较低与利用率不高、结构失衡化与体系相分离、民办机构供给能力不足、多重筹资困境等问题。未来城市养老服务的主要发展趋势是要确立全民共享的服务分配价值,实现均衡整合的服务供给效果,增强市场能力的服务输送策略,建立政府主导的服务筹资结构。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税收促进贫困治理的政策分析:路径、效果与创新

贫困治理,关系到个人生存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无疑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税收依托优化扶贫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等路径,促进减贫,但由于政策零碎并内涵于少数税种之中等原因,减贫效果隐形间接且不显著。建议通过构建扶贫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完善地方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等措施,对促进贫困治理的税收政策进行创新。     

中国功能性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研究

 在当前的研究文献中,我国学者在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国际比较时,通常在两个方面产生混乱：一是我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指标包含了非公司业主的混合收入,采用的是宽口径的概念,而SNA1993中的雇员报酬概念却并不包括混合收入,是窄口径的概念。因此,根据我国收入法GDP数据直接计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不具有国际可比性;二是2004年我国收入法GDP的统计口径本身发生了变动,使得我国2004年前后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首先以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自我雇佣者的混合收入按照宽、中、窄三种口径进行调整,基本消除了上述的两个不可比因素;其次,以调整后的可比数据为基础,本文对我国宽、中、窄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更为稳健可靠。结果发现：如果采用窄口径的劳动报酬概念,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20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超过4个百分点。     

公平分配与居民福利——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分析

居民收入水平不同,恩格尔系数也不同,因此收入分配对社会总体恩格尔系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基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证明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并且当消费函数为线性或近似线性时,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恩格尔系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居民边际食品消费倾向递减且消费函数为(近似)线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居民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升高对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贡献率为22%),从而出现"分配越不平等,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越高"的矛盾现象。因此在使用总体指标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收入分配指标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必须兼顾才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第三次分配视野下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建设研究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建设廉洁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的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厘清第三次分配对中国廉洁文化和机制的作用与边界、构建新时期廉洁文化体系,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力量,故此整体审视廉洁文化研究状态并把握其学理向度尤为紧迫。首先在理论基础层面,应探讨廉洁文化理论的整体构建,清晰廉洁文化体系因何而建和如何以建的问题。其次在制度构建层面,须阐明廉洁文化机制的运行机理,明确廉洁文化机制中主体是谁、任务是什么以及形态和功能有哪些。最后在实践发展层面,要重点强调第三次分配赋能廉洁文化理论和机制的作用,实现廉洁文化理论与机制研究从学理向实践的跃迁。     

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的论说矛盾——王夫之诗歌批评学理疏失探析

王夫之诗歌批评中,存在面貌各异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也因之形成三种论说矛盾：重道轻艺、反对定法,但难以合理解释普遍具有法之要素的诗歌文本;维护典范风格批评标准,但因此无法合理分疏真与伪、因袭与创造之别,亦消解涉及情真、创作个性诸说的理论意义;以文本外标准介入诗歌文本艺术价值评判,令评判标准产生混乱。它们典型地呈现出王夫之诗歌批评的学理疏失。文学批评应尽可能自觉地坚持带有范导性品格的多元主义原则,反省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限度,在自觉的对话、省思中最大程度地自我解蔽。当下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则应一方面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尊重研究对象,一方面对其做出深入的批判性考察;既立足于对文献实存特征的尊重,又对研究者自身“前理解”之限度保持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