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村级三项资金管理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从乡统筹、村提留中支出的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金和村办公费等费用纳入了地方财政供给序列并实行专户专账管理,保障水平也由农村税费改革之初的村均每年不低于4万元逐步提高到按标准村计算村均不低于8万元。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决策是正确的,村级三项资金足额到位、拨付及时、管理逐步规范,对于保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问题,村级三项资金的一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就此,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肤浅的看法。一、当前村级三项资金管理…     

法律保护公民性权利的应然分析

在人类社会进入到以张扬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性权利沦为性秩序的牺牲品的年代应渐成历史;揭开婚姻囚禁性权利的面纱也并非难事。从性秩序走向性权利的过程对法律的诉求自然会越来越高。揭开公民性权利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面纱,尊重并切实保护公民的性权利,使其从应然走向实然,从伦理走向法律,在法律的自由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应是法律不得不挑起的重担。     

语码选择与普通话方言辨正教学

人们在交际时根据交际对象是使用方言、普通话或半普通话而调整自己是操方言还是讲普通话或半普通话的过程和结果可称为“语码选择”。本文讨论了高职、高专学生在和不同的交际对象交际时语码选择的社会变项和心理参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通话方言辨正教学的改革策略。     

妇女权利思想的历史沿革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谈中西方妇女权利思想的演进。通过对妇女权利思想的阐述进一步探究妇女权利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掌握妇女权利的发展状况,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妇女权利的高度重视。     

论电话监听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电话监听是技术侦查手段的一种。适当运用电话监听,能够提高对抗犯罪的效能。然而,电话监听具有对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既要认识到其合理性,又要对其适用确定必要的限度,并在运用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     

非社会契约论

何志鹏在《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5卷第1期撰文认为，从历史上看，主权是习惯形成的，而不是社会契约造就的，人们既没有在实际上也没有在情感上接受过任何有关社会组成的契约。所以，人的同意和权利并不是主权产生的原因。国家是在人的群体——部落、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人类并没有费心形成这样一个体制而建造什么契约，也没有为是不是要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而三思后行。人类既没有在历史上也没有在心理上经历过社会契约的阶段。主权是一种在名义上归属于集体的权利和权力的结合体。主权是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主权来自于人类自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的制度递增，以及对于权威的依赖，对于现有生活框架的习惯。     

论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

“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认可和维护动物的自然权利,尊重生命、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也是保护人的利益,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这些是动物福利法的基本理念。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尊重生命是善待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思想基础,不虐待动物是尊重生命的起码要求。科学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基础,人文精神是动物福利法的灵魂。只有形成并贯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才能在一个汇集多种文明、多种主义、多种观念的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启动和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公民信息公平权益法律保障#br# 的完善路径#br#

公民的信息公平权益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理念,公民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过程中所享有的重要社会利益,具体包括信息平等获取、平等使用、公平分配和信息自由。由于数字化生活中社会主体的能力差异、智能科技的隐性歧视、政府市场决策的数字依赖等原因,公民主体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并亟须进行“技术—法律”二元规制。针对当下该权益法律保障所存在的专门法规不足、忽视“数字人权”诉求、偏离公平的失衡样态以及缺乏可操作对策等问题,我们可对公民信息公平权益的法律保障进行如下完善：宏观方面,应基于权益损害现实,确立平等保护、倾斜保护、及时保护和合理保护原则,并将“设权保护”作为主要模式;微观方面,应从“软—硬”结合、“点—面”结合、“公—私”结合以及“权—义”结合出发建构权利体系,并从法律责任和司法救济两方面丰富法律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