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视角下人力资源的有效激励与代理成本分析

在假定产出可以观测的条件下,构造含裁员概率的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激励模型,把企业的裁员概率与员工的实际业绩结合起来,针对员工素质类型是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分别探讨含产出-工资合同的企业激励机制设计,比较两种不同信息结构下不同激励效应,分析非对称信息下实施合同的代理成本.     

监察合谋：惩罚、激励与合谋防范

通过一个P-S-A三层代理硬信息模型来分析公共领域的监察合谋行为,重点考察了有成本的合谋惩罚机制对防合谋合约结构的影响.发现防合谋合约并非如既有文献中那样单纯是让渡租金的问题,而是在监察者激励报酬和惩罚机制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存在一个临界值,如果反合谋成本系数高于这个值,则对监察者支付激励报酬就是必须的;如果反合谋成本系数低于这个值,则没有必要对监察者支付激励报酬.文章还证明,即便防合谋合约是严格的,它对不知情的委托人来说也是有价值的.     

我国核电工程管理委托与代理关系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从核电业主与核电工程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基于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备合同理论,对核电工程公司的发展障碍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建立比较完备的激励与监督机制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种核电项目管理治理结构模型,对核电业主的项目管理模式选择和核电工程公司的发展定位,具有现实意义。     

供应商产品质量控制的激励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中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来对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控制进行分析．得到供应商努力结果可观测下的最优激励方案。同时运用该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多数供应商总是致力于质量目标的达成而非质量的持续改进，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文中还建议采购商开展质量监理活动以消除信息不对称，并设计了一个可以促使质量监理工程师汇报真实的质量信息的激励机制．     

陈菊:“嫁给政治”的台湾“大姐大”

<正>一个女人,年轻时敢于冲撞不公不义的体制,被"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判处入狱,在监牢里度过了花季年华的六年时光,出狱后继续投身政治——组党,当市长,出任代理党主席——她就是陈菊。她是蓝营民众中不爽的"冬瓜菊",她是绿营选民拥戴的"台湾菊",她是民进党的创党大佬、新潮流系的"创系之母"、民进党内公认的"大姐大",她也是名扬岛内政坛的"政治性动物"。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独立董事责任险、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责任险(独董险)强化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信息监督动机。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有助于机构投资者提高治理效率。实证分析认为,独董险和机构投资者形成显著的共同治理效果。一方面,对于管理层代理问题,独董险与机构投资者的共同机制对管理费用率有显著的控制作用,形成对显性代理行为的有效监督;机构投资者对ROA有显著的提升能力,一定程度弥补了独立董事对隐性代理行为监督上的不足。另一方面,独董险和机构投资者对国有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提高作用。独董险可以强化对披露信息的监督动机,机构投资者有助导入国有公司缺失的独立董事外部声誉约束。在信息监督过程需要较多时间和专业知识投入的情况下,两者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作用形成互补。     

公司治理研究: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两权分离、股权分散结构下公司治理机制,对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效率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