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创新的自组织性与政府作为的有限性

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创新活动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组织过程。企业是一个由各种物化的生产要素和非物化的知识、信息等元素构成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具有鲜明的自组织特性。企业创新的自组织化有两个重要的机制:一个是企业从外部环境吸入负熵的过程;另一个是企业向外部环境“排出”熵增的过程。在企业吸入负熵和“排出”熵增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把营造环境,构筑知识“洼地”作为有限政府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政府要利用经济变量,构建利益倒逼机制,迫使企业加快向外“排出”熵增。     

环境信息规制与企业绩效——来自重点排污单位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国环境信息规制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规制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具体来说,在全样本下环境信息规制会倒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改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但是,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环境信息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其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面临着较为严厉的监管约束,更注重加强环保设施投入,自身环境表现良好,且信息不对称对其约束作用较弱。通过变更指标衡量方式、安慰剂检验和样本量敏感性等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依然成立。在中国环境治理的实践中,较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制制度对企业发展和环境改善有着积极作用。     

生态环境政策机制的有效性——兼论塞勒行为经济学认识的政策启示

制定生态环境政策机制,必须考虑其政策的有效性,并考察行为者的行为特征有针对性地构建。针对理性行为者的成本—收益计算,应选择适当的生态环境规制强度才具有效性;针对风险规避型行为者,应选择适合的生态环境规制方式才能够达成博弈均衡;针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应制定能够有效促进企业选择环保努力的生态环境规制手段;针对地方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可能存在的非理性行为特征,可借鉴塞勒的行为经济学认识构建政策机制,有效推进各相关主体采取生态环境友好型行为。     

企业年金中的委托-代理风险研究

企业年金涉及雇员、雇主、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等多方的利益。文章分析了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企业年金各方所形成的双层委托-代理关系,剖析了企业年金委托-代理风险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应对企业年金委托-代理风险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