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近代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

美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以建立的教会学校最为典型,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对教会学校的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论述,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评价。     

论传教士对近代青海的认知

近代传教士有关青海地区的调查资料,不仅详尽实录了青海的地势、山川、民族、语言等内容,而且也记述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传教的历史和教会活动的情况,从中可以窥知近代传教士在青海地区传教的策略或方针.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近代直隶天主教传教士对自然灾害的赈济

近代以来,直隶地区灾荒频仍.面对自然灾害,传教士采取多种方式救助灾民,取得了一定成效.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正因为一些传教士过分注重赈济事业的传教目的,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传教政策,故而弱化了教会赈济事业的慈善色彩.     

略论17—18世纪清宫葡萄牙传教士的政治活动

17-18世纪许多葡萄牙传教士跻身于清朝皇宫。这些清宫葡萄牙传教士时常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参与或干预清朝的政治活动。整体来说,他们的政治活动维护了葡萄牙在华政治、经济、宗教利益,但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湖州海岛教案的历史还原与重新评价

浙江湖州教案(1902-1908)是晚清少有的通过法律途径成功解决的教案之一。在此过程中,一批有留洋经历和熟悉洋务的新派士绅起了主要作用。他们通过与教会谈判、请求美国领事和公使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并两次将南监理会和传教士告上法庭,最终通过庭内和解的方式与教会达成协议。士绅们力主"文明抵制",约束民众,使得湖州教案的性质始终限定在租房买地领域,而未演变成杀教士、毁教堂的恶性外交事件。湖绅在本案中的作用,也凸显了晚清民教和解的"去官府化"特征。湖案两次详细的庭审过程,是晚清民教地产争讼类案件在近代西方法律语境中的真实演绎,弥足珍贵。     

传教士与青海地方社会的近代化

近代殖民侵略背景下,中国选择了近代化的道路。与内地和中心区域相比较,在落后的边远民族地区,人们很难体验和感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近代化政策推进,近代化思想观念的输入更需要凭借民间的示范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传教士作为近代进入青海的外来群体,他们的言行恰好成为这种示范榜样,传教士在青海的活动,成为这个偏远民族地区民众与西方文化的一个接触点。近代传教士在青海传教过程中创办的医院、学校,使青海第一次有了教育医疗机构这些近代的社会设置,第一次让青海的学童接受近代教育,第一次把西方医疗观念和方法带入青海;不仅如此,传教士康国泰对青海土族的研究第一次把土族文化介绍给了世界。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但他热爱中国,一生大部分时间以中国为家。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是燕京大学的创办人。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燕大之父司徒雷登的父亲是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与创建杭州育英书院,1908年被委派到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     

西人笔下明清中国穆斯林的社会特征与文化风俗

明清时期,随着西方人的到来,中国的穆斯林群体也映入其眼帘,并为其所关注,他们根据个人所闻所见撰成的文字资料,对我们了解当时穆斯林社会风俗提供了帮助。这些记述包括其商贸传统、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补充了汉文史籍的不足,成为探究这一时期穆斯林社会风俗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