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想象的他族:英国传教士陶然士的羌族认知

清末民初,大量西方学者和传教士涌入华西边疆,他们从自身视角对华西地区进行的审视和认知,使得中国西部面临着重新被“发现”,并融入西方化视野的境遇.英国新教传教士陶然士进入岷江上游四川境内的羌人地区进行传教,他重新发现“羌族”,并用一套混杂着基督教和民族学的话语来诠释羌族族属及其宗教,得出“羌族”是“华西犹太人”和“中国最早的传教士”的结论,展示了一个与汉人视野下的“蛮子”完全不同的“羌族认知”.笔者试图通过梳理陶然士的传教思想和传教经历,来探索陶然士对羌族的想象和认知及其思想来源.通过探讨“华夏之内”的他者和“华夏之外”的他者的互动交流和复杂纠葛,以更好地体认西方传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造成的影响.     

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

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对于疾病与社会、文化乃至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关系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兴趣。本文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旨在探讨福音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联性。文章认为,在近代中国,福音医学是麻风病救治的绝对主导,通过为麻风病患筑家园、求福音和谋国族,传教士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明、清时期中国麻风救治传统的卫生现代性,即传教士抛弃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强制隔离制度,在人道隔离中,疗身与疗灵并举,使麻风病患在卫生慈善机构中得到有效救治与养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晚清西史译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下,西方传教士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翻译馆出版社会科学图书,特别是历史类图书,与传教士在华政策转向有关。史志类图书成为了影响中国士人和学者的重要手段。这些图书相较于以往教士翻译出版的历史书籍,显示出了新的特点,对时局影响更大,是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

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与西方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晚清的汉译西书中很早就出现了西式标点符号。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美国传教士裨治文首次强调了文章中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此后，包括接受了西学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相继在各种书籍中介绍并使用了西式标点符号，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初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系统的颁布。     

洋务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历史的引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来华传教士文化活动的范围也日渐扩大。他们一方面进入洋务派创办的各种官方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事西方史书编译;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出版机构,把大量西方史学著作译介为中文。传教士引介西方历史的活动旨在传播基督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了解。     

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

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基督教真理为准绳,对儒学的上帝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祖先崇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没有打算在信仰层面上接纳儒学。尽管如此,传教士的这些看法既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张力,又为后来中国的本色神学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关于日本耶稣会史中教会本地化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自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日本本地修士一直在教义宣讲、社会交际以及与佛教僧侣的辩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本地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与温和派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斗争.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美国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多具有虔诚的基督新教“使命感”,希望把“普世”信念带到中国;客观上却从属于美国对亚太的政策,传教士来华活动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近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许多人直接地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这些决策中既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服从于殖民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的基督教“普世”倾向。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