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载文及载文被引数据分析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藏学》在1988—2007年长达20年间的载文及该刊载文在2001—2006年间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来源期刊引用的基本情况进行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载文为统计源,通过对载文数量、载文的引文分析、主题分类、论文作者群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并以来源期刊引用该刊载文的篇数、频次、引用期刊的选题、年代分布和被引载文作者的地区分布、所属机构及影响因子等情况为分析内容,对《中国藏学》的载文情况及载文的被引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期对《中国藏学》的载文质量、办刊质量和学术地位略作透视。     

论社会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兼论伪科技产生的原因

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深深地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科技产品真伪的评判标准 ,专家们的意见与普通大众的观点不尽一致。在商品经济社会 ,市场需求以及商家们追求利润的欲望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并且成为评判科技成果“真”与“伪”的标准。在大众缺乏良好科学素质时 ,伪科技产品也会大有市场。     

《达生》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三篇。《达生》演绎《养生主》义理,阐释庄学俗谛“达道全生”的养生之道,准确全面,更为丰富;同时像乃师庄子一样,对孔子“然于然,不然于不然”。由于郭象删去第三章至关重要的斥孔24字,导致旧庄学未能领悟《达生》精义和通篇结构。     

《外物》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五篇.<外物>全篇结构缜密,各章照应精妙.郭象的篡改误断和曲解妄释,导致旧庄学认为<外物>"杂引博喻""文义不相属""颇琐碎",实属错失佳篇的严重误读.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     

德国判例结构特征对中国指导性案例的启示

通过对德国法学期刊《新法学周刊》中收录的联邦法院判例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近距离了解德国的判例汇编技术及制作理论。通过分析德国判例中标题、引导语和裁判理由的形式和特点,探究判例各部分在判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用,重点研究判例中对法官断案乃至实体法发生实质影响力的部分。并以此为切入点,将德国判例与我国指导性案例进行比较法上的研究,进而提出我国在发展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注重强化题目的形式功用,改变原有的以当事人名称命名指导性案例的做法;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裁判要点的功能定位,将裁判要点仅仅作为对案件信息的提示,从而保证判决理由在指导性案例中的作用不被裁判要点所消解。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从《左传》看周代采诗制度的变迁

考察《左传》中引赋诗的情况及有关记载 ,认为采献诗作为西周天子的制度 ,曾在西周的各历史时期被不同程度实施。东周初年 ,尚存不规范的采献诗遗制 ,入春秋后 ,采诗之事在若有若无之间。春秋中叶之后 ,诸侯有意无意地搜集诗的活动才彻底结束 ,上层人物的兴趣已从献诗采诗完全转移到引诗或赋诗方面来     

清代咸同时期战时筹饷与淮盐湘岸旧制规复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在淮盐行销的湖南省内,太平军及私盐攘夺淮盐利益,粤盐、川盐亦不断涌入湘岸市场,统兵将帅在湘岸采取各种变通办法筹措军饷,导致湘岸旧制趋于肢解。战争后期,两江总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湘岸旧制,但兼顾安庆粮台军费筹措,盐价较高,复旧方案难以推行。同治年间,湖南援黔军饷紧张,湘抚刘崐奏请粤盐销湘,设卡抽厘,遭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坚决反对。王文韶任职湘抚后,由于曾氏与王氏交谊融洽,两江对湖南筹饷格外的照顾和支持,使得湖南与两江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两江基本收复湘岸引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基于CSSCI(2015-2017)数据

[提要]本文以2015-2017年CSSCI收录的446篇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论文为来源数据,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从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主要结论为：（1）从研究的基本情况来看,研究成果逐年增加,正在形成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但作者之间、机构之间整体关联性不强;（2）从文献、作者、期刊共被引分析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管理领域,学科交叉融合不多,研究的基础较为薄弱;（3）从关键词共现和聚类来看,研究重点集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重点领域、政府主体方面,研究的政策导向性较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与党和国家政策文件的出台高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