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粤港澳大湾区视域下产业集群与职业院校专业集群耦合发展研究

产业集群与专业集群虽分属两个系统,但具有耦合的关联性、整体性及协调性,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与职业院校专业集群有耦合逻辑机制。促进大湾区产业集群与专业集群耦合发展路径与方式包括：打造两个集群耦合发展的人才共生系统、打造产科教深度融合的集群发展服务平台、建设与产业集群相适应的专业集群体系。     

加强信用赋能投资贸易自由便利的思考——立足于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

立足于更好地发挥“五个重要”功能,临港新片区可以投资贸易自由便利为着力点,借鉴国内外经验,发挥特殊经济功能区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双特优势”,以及金融先行先试和加大压力测试等政策叠加优势,进一步试点创新,探索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匹配、多方位赋能功能区建设的信用体系。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研究

临港新片区可聚焦国家与上海发展的重要领域,从促进投资、贸易、金融、人员、运输、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出发,聚焦总部经济、离岸经济、创新经济、数字经济、人民币跨境结算、新型国际贸易和国际协同创新研发等重要领域,以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链为载体,进行系统化制度创新,率先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复合变量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网络扩展与互动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网络一直以来都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并持续受到诸多约束性与建构性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有三个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分别是自然之力所建立的城镇网络的底层格局、全球分工背景下的产业之力所驱动的城镇群格局、以创新和服务为依托的都市之力所驱动的城市网络格局重塑。其中,自然之力作为结构性慢变量,自身及其所塑造的基础空间形态最难被改变;产业之力作为流动性快变量所促发的层级关系格局呈现快速调整的态势;都市之力作为组织性因变量则同时对前两个变量的因应而不断形成新的城镇网络组织关系。在这个因应过程中,新的地方空间不断创生,并形成新的空间竞合关系网络。     

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本研究基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香港创业青年及其所在创业孵化基地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获取质性数据,通过对质性数据展开扎根分析,提炼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创业动机（营利动机、自我实现动机）直接影响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个体内在因素（创业者个体特征）和大湾区情境（创业环境、创业资源）是动机转化为行为的重要边界条件。建议推进粤港融合发展,以新技术提高创业服务质量,改善大湾区普惠性报道,同时以数字经济驱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吸引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