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

本文认为,《左传》“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尚未脱离神职的史官,或者说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官文化在探究天(神)人关系时的必然现象。《左传》既大讲鬼神对人的控制,又渲染道德决定人的归宿,本文通过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系统分析认为,《左传》通过对鬼神预言结果的道德阐释,以高超的技巧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秘预言纳入到了一个“天德合一”的模式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天命控制人类历史,道德决定人的命运的完整的天命观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变迁而做的理论准备,这种试图以建构体系的方式阐释天人关系、历史规律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情感教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本文介绍了国外、国内情感教学的发展历程,着重论述我了国情感教学历史、发展与概况,力图为我国的差异教学、生本课堂、生态课堂等基于人本主义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     

从民事单行法到《民法典》:守成与创新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对民事单行法进行"扬弃"的过程。我国民事立法虽受潘德克顿观念影响而继受以德国为主的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但基于历史惯性、社会现实、体系因应、伦理观念等原因,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物权主体、合同效力、人格权利类型、亲等制度、继承顺位及多数人侵权制度等明显具有守成的一面;而社会变革、交易保护、政策调整、价值协调等因素则决定民法典各编在权利体系、交易与担保规则、未成年利益保护与财产分配、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创新。本次民法典编纂的守成与创新,相当程度上系基于我国实践经验,其实用主义的立法态度值得肯定,亦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之佐证。     

教、学、做”一致性的初中作文教学实践与反思

“教、学、做合一”是由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教育理论,所谓的“教、学、做合一”,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无非是“教”与“学”的一种教学方法。从内涵上来分析,“教”的方法依据“学”的方法,而“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我们无论怎么学、无论怎么教都是围绕“做”而展开。在初中作文教学中,依据“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我们不难找到现阶段作文教学中的弱点和缺陷。下面,由笔者依据“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谈一谈一致性的初中作文教学实践与反思。     

论历史时期政区划分的“异域合一”原则

学界通常认为"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是历史时期政区划分的两大原则,很多学者用这两个原则对历史政区来进行非此即彼的概括。通过分析发现,这两条原则难以对历史时期某些政区边界划分的实例做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这一类政区往往以山川为边界,同时又囊括了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为此提出"异域合一"概念对这类政区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认为这种政治地理现象与交通、军事的事权统一的政治需要有关。     

论东汉南匈奴的兵民合一——就南匈奴“胜兵”问题与林干先生商榷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永元二年（90年）,“南部连获克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南匈奴胜兵的性质,是南匈奴社会发展状况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正确地理解,就无法说明东汉南匈奴的发展程度。目前,林干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的一般看法,也有不同的意见,④有梁景之《“胜兵”解析》,阿尔丁夫《“胜兵”果真是“常备兵”么？——兼谈几部辞书存在的问题》和张莉《南匈奴胜兵性质新解》,笔者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加强论证,来说明东汉南匈奴兵民合一的问题。     

巫术、巫师和中国早期的巫文化

文化人类学中的巫师和巫术是中国早期巫文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巫师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职能。早期的政治领袖通常也是具有巫师本领的人。认识和理解巫术和巫师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发展及其作用,对于我们理解上古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很有帮助。     

从艺人经纪模式看中国影视明星高片酬现象

在中国,影视制作业务与经纪业务未被严格分离,艺人经纪主要采取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这种模式下艺人权益较易受损.艺人经纪模式会随着艺人产品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依托制作资源帮助艺人发展的制片人、经纪人、经理人三位一体模式,制作公司内的经纪人工作室联盟模式和以明星、名导、名编为核心成立的独立艺人工作室模式.中国影视明星的高片酬是在制作与经纪合一模式下对编剧的重视程度不够、作品缺乏市场检验渠道及经纪公司缺乏成熟的造星机制等问题所致,而要形成影视经纪行业未来发展的良性循环,独立艺人经纪模式更符合产业发展的长期需要.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从心、性分言到心性合一——先秦儒家性论思想演变模式简探

儒家性论思想在先秦经历了从心、性分言到心性合一的模式。"心"字于西周时期很少与其他身体器官并举连言,其道德性亦不明显;春秋时期,心的意涵得到丰富与拓展,逐步向标志主体性特性的哲学范畴演进。"性"字于先秦主要经历了从生到"眚"的演进,金文"眚"字既具有甲文"生"字状物、摹物之特点,又因其向"性"字的过渡而具有了"心"生"形体结合的某些特点。在郭店简阶段,尽管心、性皆为内在之物,而且用法也较为含混,但整体上仍然呈现出了心重于性、心性渐为合一的思想趋势;在孟子阶段,由于其以心善言性善的理路,使心、性范畴得以真正被联结了起来,从而让心性合一模式在此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