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贞的不落名利与他的私不入道

泰州学派提倡弘扬人的个性,肯定人的物质欲望,驳斥道学的禁欲主义。韩贞虽然赞成泰州学派以身为本的思想,也关注平民百姓的欲望和需求,但他强化了王艮等人戒私欲的思想,提倡私非入道,不落名利,排除一切私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主张求名心事时时远,得休休处且休休。要求人们两袖清风,乐道襟怀,闭关有欲,心常净境而超脱凡尘。韩贞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我们应该辩证地加以理解。     

宗教研究的"科学范式"与"信教"行为的经验研究——以两个"信众群体"为个案

宗教的"科学研究范式",是近一、二十年以来兴起于美国并为世界宗教学界所瞩目的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由一整套容纳了不同理论立场的技术与方法体系所组成,其特点是从实证出发,运用分析与归纳的方法解释宗教现象以及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我国学界对宗教的研究大多还在沿用旧有的"人文研究范式",虽然近年来不乏有学者尝试新范式的研究,但成果相对甚少.本文尝试运用该范式的宗教市场及相关理论验证和解释个案研究的共性问题,同时,通过对中国两个"信众群体" "信教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委身强度的相关性理论" 研究,尝试与大样本量研究所形成的"宗教科学研究范式"理论对话,探讨和反思这种研究范式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有效性及个案研究与普遍性探求之间的关系.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行业协会失灵的原因解读——从公益与私益冲突的角度

转型时期中国行业协会失灵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其自身定位的公私冲突,其根源则在于政府和民众过分追求政治意义上的公益高于私益,忽视了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本身所固有的正当的私益追求。作为政府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行业协会定义的或公或私是民营化、市场化、非营利化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不具有任何褒贬意义。因此,继续纠缠于公益高于私益的行业体制改革已经走上了歧途。     

历史喧哗中的无声呐喊——论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

麦家的《风声》与李洱的《花腔》都在广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以“复调”的叙事策略,将创作凝聚点不约而同地放在个人身上,以个体视角去触摸历史、感知历史,凸现出作者对于革命化历史的独立思考与深度追问,并挖掘出个体生命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缠中、在权力规约与人性困顿中的精神深度,于人性的褶皱处去发现其深邃丰满的内质或强悍而庄严的生命品性。     

道清铁路对焦作近代社会经济影响初探

铁路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件大事,冲击着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改变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面貌。探讨了道清铁路对推动近代焦作区域经济、人口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影响与作用,得出了道清欠路的修建与营运是加速焦作社会经济变革的根本原因之一的结论。     

三教合一新论

儒、道、佛＂三教合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三家各自消化、吸收其他两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其他两家的某些要素或特征;三家经过长期的磨合,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三家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存和现实的精神力量,共同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获得了实现自身形态现代化的大好机遇,这将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并最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     

儒学·玄学·禅宗——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蝉蜕"

融会佛教哲理,植根儒、道经义形成的禅艺术,并非仅只为一种创作风格与生活艺术,而是对整体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影响。禅的独特的创造性之一在于将儒学被动艰难之人格完善、道家玄远虚幻之生命探索,通过审美重构和价值创新,转化为一种企慕的、主动的、审美的心灵实感。传统文人经由儒学、玄学、禅宗而完成了审美蝉蜕,由此形成的内敛、祥和、稳定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具备自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之雏形,并成为东方文明饱受争议的基本特征之一。     

舞蹈娃娃与五道娃娃的比对分析

舞蹈娃娃代表了远古的彩陶艺术,五道娃娃是民间剪纸的艺术图形,二者在形式方面有相似之处.作为民间艺术的剪纸,与远古彩陶艺术之间不仅限于形式的相似,更重要的是内在艺术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艺术的永恒魅力所在.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