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评析

《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实现了欧盟非合同之债法律选择规则的统一,是欧盟国际私法"共同体化"的重要进展。《条例》在法律选择的一般规则中采取结果发生地、意思自治、共同属人法与例外条款相结合的做法,同时规定了具体关系的冲突规范以及法律选择中的其他问题。《条例》为我国非合同之债法律选择立法提供了借鉴。     

论现代文学中的债意识

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 ,较多地“发现”和表现了现代中国人的债意识。债意识作为一种历史使命感、社会家庭责任感 ,它在现代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偿债意识、讨债意识、逃债意识 ;作为文学道德批判的一个独特领域 ,它使现代文学景观既灿烂辉煌而又新鲜夺目。     

基于信号传递模型的供应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

供应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对象多是资信按传统融资要求不达标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放贷主要是基于企业所提供的应收账款的价值进行判断。拥有可靠还款来源的应收账款企业,以债项评级的综合评分作为信号,向商业银行提供自己的真实信息,以使自己和拥有劣质应收账款的企业区分开来。在完全信息情况下,银行可以不花任何成本就能区分两类不同的供应商。在分离均衡中,银行最终也能区分两类供应商,但这种区分是需要成本的,即需要融资的供应商必须通过"傍大款"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评分。     

论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兼谈我国债法总则的存废问题

传统大陆民法在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上坚持权利——义务两位一体的结构,在立法中并未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债(务)与责任的关系得以区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应该设立债法总则,在债与侵权责任关系上实现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兼顾的转变。     

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思考——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缓慢回升的综合动因与调控思路

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见底,第四季度将出现缓慢回升。从国内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为了稳增长、扩内需,出台了一系列防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措施;从国际看,G20会议承诺保障欧元区完整稳定,欧盟峰会就解决欧债危机达成协议,美联储增加扭转操作规模并推出QE3,许多国家纷纷降息等,都有利于我国通过投资、消费、出口的回升带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回升动力不强,主要是还受到外需增长乏力、偏紧的货币信贷约束、房地产政策调控、实体经济困难加大等因素的影响。今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积极转型,把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作为首要任务。     

论经济安全运行与政策取向:基于欧债危机的视角

欧债危机表面上是人口老龄化和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实质上是美欧两大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是部分欧洲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虽然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因,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老龄化趋势导致高福利政策难以持续、缺乏有效的监管是导致和加剧欧债危机的内在因素。欧债危机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要审慎、协调使用宏观调控政策,合理把握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应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通过多种手段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富民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加快福利制度建设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应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力量构建多重社会保障体系。     

金融衍生产品发展与演变的再回顾及启示——基于美国次债危机的研究视角

金融衍生产品从发展到繁荣的过程潜藏着金融危机从区域性演变到全球性这一现象,即金融衍生产品在金融危机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我国这一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应结合我国的金融市场现状,为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谐稳定的金融体系做好准备,使金融衍生产品这柄双刃剑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及物性视角分析欧债危机新闻报道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相关报道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在此试图从及物性理论分析德国《明镜在线》和美国《纽约时代周刊》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报道,旨在揭示西方主流媒体对欧债危机的态度。     

欧洲一体化中辅助原则的内涵及评价

辅助原则确立了成员国在共同体决策中的优先地位,为欧洲一体化体系内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权力行使提供原则指导.作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安排,辅助原则有助于促进体系内超国家机构的统一性与国家多样性的平衡.面对欧债危机,认真运用并发展辅助原则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为危机化解和一体化的深入提供持久动力.     

公安工作视野下的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

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是两种很相似但又有着本质区别的合同行为。在公安工作中，这两者往往容易被混淆，导致公安机关往往越俎代庖，更有甚者借口合同诈骗而插手经济纠纷。本文从合同之债与合同诈骗的特点入手，从主观目的上对二者的区别做出认定，从而指导公安部门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