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文人对元曲元典地位的标举

明代文人通过明初对元代曲家的身份认同和粗略的元曲文学成就认同,初步奠定了对元曲范式性地位的认知基础;尔后经过明代中后期对元曲文学成就、艺术特征的规律性探讨和归纳,明人以元曲风范为参照,形成了稳定的戏曲评价体系,并在实际上树立了元曲作为文学范式的标杆地位.而在文学理论续接方面,元人的戏曲教化论自明初至晚明,一直为明人所蹈袭,“文以载道”的内核一直为元、明两朝文人曲家所共同奉为圭臬.正是通过文学推重与理论承袭,在明代文人的标举之下,元曲最终获得了戏曲史上公认的元典地位.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元曲选》“好”字感叹句的语法结构分析

“好”字感叹句是指由“好”或含“好”的结构带上感叹语调（或表示感叹的语气词）构成的句子。《元曲选》宾白中“好”字感叹句数量多,可以分为七种类型,其结构形式不同,语用上也各有特点。     

《元曲选》中方位短语及其功能(中)

《元曲选》中方位短语作动词宾语、介词宾语是其常见的功能。方短作动词宾语时 ,就与不同类别的动词发生了不同的联系 ,据此将方短所表示的处所大致分为表存在、判断、前往到达、前来所达、返回、由外至内、由内达外等类。方短作介词宾语构成的介方短语入句后主要作状语、补语。当其作状语时可表处所、时间、处置对象等 ;当其作补语时主要表处所。方短作介词宾语就与不同介词、动词有着较复杂的、直接的联系 ,尤其是方短表示的空间位置的意义与介词、动词的不同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由此可分出所在、所到、所从等类。与方短发生联系的介词不多 ,但不少介词具有多种作用 ,有的介词仍具有明显的动词意味。这也反映出元明之际部分介词的实际状况     

《元曲选》中方位短语及其功能(下)

《元曲选》中 ,方位短语前不加介词可直接充当句子的状语、补语。方位短语直接充当状语是近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语法现象 ,现代汉语当中虽不普遍 ,但仍有少量用例。充当补语时 ,方位短语多数表处所 ,且动词一般是非行走义类。方位短语直接作补语是《元曲选》中也是近代汉语中不常见的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仍有遗留     

日本的中国元曲研究——以东京帝国大学的《西厢记》翻译为中心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帝国大学建校以来具有师承关系的几位代表性中国学家——冈岛献太郎、笹川临风、森槐南、久保得二、盐谷温以及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等人,对《西厢记》展开了持续的翻译与研究。他们的研究具有特定的学术谱系,这种研究在日本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谱系之中也具备不可或缺的地位。从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视阈来看,其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学术建构中也具备开创性作用。     

对元曲《借马》的再认识

元代著名曲作家马致远所作套数〔船涉调·耍孩儿〕《借马》，久享盛名，但其主要人物形象马主人，向来被看作是“吝啬者”、“悭吝人”，对此，本文作者认为，马主人是一个“马癖”形象，具有癖物者共有的“善解物性”的本质特征。有癖之人对所癖之物往往有痴迷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因而他们往往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癖者是文化精英中的一个群体，对文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马致远塑造的马癖，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首出的崭新形象，具有开山作用，对《聊斋志异）等作品的类似形象的塑造，有深远的影响，从而开拓了文学题材创作新的领域，应重新审视     

关于“赚”与“套”之关系的重要资料考辨及其他

周密《癸辛杂识》中保存着一条关于“唱赚”的重要资料,由该条资料可知“赚”作为“套曲”体,是以“套”记数的,元曲中“套数”的称名与之有直接关系。无论南曲、北曲,其“套数”都是对“赚”体的直接借用。     

论元剧宾白之作者

近代自王国维以来,论者多认为元剧曲、白皆应出自作家之手.但元剧宾白在许多方面都明显留下了杂剧艺人加工、创造的痕迹.这包括元剧频繁出现的陈词套语、相对独立的大段韵白、相对独立的表演片段以及相互因袭的情节关目等诸多方面.元曲作家为杂剧制曲时,也可能会兼作一些宾白,但作家之白未必（也不必）完整无缺,即使“全宾”也未必完全适于场上,杂剧搬演时仍有赖伶人按场上一般套路加以编改.故《元曲选》等现存明本杂剧完整无缺的宾白,应主要出自杂剧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