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

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统一国家版图,至此,全国藏区成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藏传佛教到元朝时已发展成为藏区的主流宗教信仰,并且影响着藏区方方面面的事务。因此,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不断规制和调整就成为元以来历朝对藏政治策略运作的首要任务。鉴于这种重要性,元明两朝中央政权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实施和立法调整,主要包括册封宗教首领、礼遇喇嘛,设置中央和地方专门管理机构,扶持建立地方政教合一政权等方面的立法。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不断强化了统一国家主权、保持了藏区社会稳定、促进了藏区经济相对发展,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国家如何管理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和藏传佛教如何谋求自身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论近代沙俄对我国西藏的侵略

一、引言 我国的西藏,号称“世界屋脊”。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息在这里。早在１３００多年前,藏族所建的吐蕃政权就与唐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到７００多年前的元朝,西藏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到了清代,朝廷开始向西藏派设驻藏大臣,完善了西藏政体的结构与功能,西藏地方同祖国的统一发展到新的高度。《清史稿·卷八十·志五十五》中写到,“西藏,禹贡三危之地……康熙五十九年,官兵西讨,歼伪藏王,以西藏地赐达赖喇嘛,使蒙古！日臣颇罗鼐等五人分守之。”①这清楚地说明：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其合法性来源于中央…     

论元朝烧埋银制度的特点

元朝开始创立的烧埋银制度,是元朝统治者利用儒家文化中“人命至重”观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赔命价”习惯法进行改造并创新而形成的,其在明清时称为埋葬银制度。烧埋银制度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针对侵害他人生命权而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它对以后的我国法律制度和民众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元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元朝为有效管理藏传佛教,除封授帝师及国师外,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其下设行宣政院及功德使司等职,管理地方佛教事务,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系统.不过,由于它还存在某种缺陷,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成也此河，败也此河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唐代大诗人皮日休描写隋朝大运河（元朝后称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首诗。与以往诗人一味地批判隋炀帝的荒淫,把他当成牛鬼蛇神一样打倒不同,皮日休理忡地肯定了隋朝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共禹论功不较多”,在他看来,要是没有后来的游幸江南,骚扰平民,隋炀帝的功劳其实是可以与上古的大禹并举的。     

苏天爵师承考述

苏天爵是元朝中后期的一位汉族名臣。他位居高位,一生在宦业、学术、事功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这与其一生师承和交友有密切关联,而这也恰是蒙元政权下汉人士大夫群体的活动特点。对其师承关系的总结对于元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拓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