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采用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数字技术应用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的双元创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及高科技属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价值,为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释放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应用伦理学视阈下人工智能教育的反思与应对

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的变革与创新。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是对技术伦理视角下教育伦理的再塑,主要面向解决人工智能教育的应用困境。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五种规范伦理学进路：功利论、义务论、契约论、正义论和美德论,以该理论为基础分析人工智能教育当前主要伦理困境,呈现出功利主义技术观与非功利主义教育观的矛盾、技术与教育多重主体行为的矛盾、技术正当性与个人权利的矛盾、技术引发教育平等与社会不稳定性的矛盾、技术动机与教育本质的矛盾,需从制度、个体和组织三个层面建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     

发展先进文化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列宁文化建设思想探析

列宁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政治文明建设的概念,但他在有关文化建设著述中却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辩证关系,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大力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速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     

影响创新扩散速度的社会和技术因素之研究

通过对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等不同地区不同创新物在各自特定时空中的扩散轨迹的总结和分析,把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归纳为两大类:社会的和技术的。其中,社会因素又区分为创新产生的年代和创新扩散的地区,而技术因素主要指创新属性,分为计算类、电信类、家庭娱乐类和大众媒介类。研究结果发现,社会因素中的创新出现的时间对于创新扩散的形态具有显著影响;扩散所在地区和创新特性对创新扩散的形态没有显著影响。     

P2P技术与网络传播的未来

伴随着P2P技术和商业应用的发展,P2P技术对于未来网络传播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成为一个令 人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来看,P2P技术对于网络传播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网络信息共享与 利用的方式与程度将进一步改变;围绕P2P技术思想展开的软件与信息产品开发,将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作为媒体的网络的未来面貌;P2P带来的去中心化特点将使互联网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P2P可能成为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也可能加速媒体形态的演化。从总体看,P2P技术未 来的社会影响程度,取决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力量的博弈结果,而这也将最终影响着互联网的未来。     

技术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性思考

理性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核心文化理念之一.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近代工业技术文明所带来的"病态社会"和"单项度的人"激起西方学者的激烈批评.法兰克福学派逐渐从早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并分析了人在技术统治下的异化状态.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劳动实践过程出发,揭示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观是解决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数字治理的三重维度——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高校安全治理及智慧校园建设

数字治理模式的构建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建设数字化“双一流”高校的内在逻辑。数字治理可以理解为采用数字治理,即采取信息技术为治理提供更多手段;也可以理解为对数字进行治理,即对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治理;还可以理解为对治理本身的重构。高校的数字治理应从工具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从问题驱动转向理念驱动,从建立技术规制转向构建法理秩序,从技术治理为中心转向以权利保障为重心。     

技术载动社会：中国互联网接入二十年

人类社会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又反过来造福于人类社会,技术与社会总是在相互作用中彼此推进的.互联网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它对人类社会和生活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接入中国二十年的历史启示在于,其开放与协作的技术逻辑不仅始终引领互联网自身的发展,更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社会的现在及未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企业升级

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现状 我国加入WTO已有近4年的时间,更多行业和领域将逐步直至全面对外开放。再加上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开展,意味着广东将以更快的步伐融入到全球和区域经济之中,广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动。在企业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企业产品是否拥有较高的附加值,是否拥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比企业单纯的产出数量重要得多。目前,广东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现状不容乐观。     

韩国科技创新

当中国沉浸在“市场换技术”,获取大量外资的喜悦之中时,韩国早已建立了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上世纪60年代,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美元,而到2003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2万美元,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现在,全世界35％的柴油发动机是由韩国生产的。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创造的附加值从1990年的8万亿韩元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71万亿韩元,年平均增长24％。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