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法国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

[提要]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兰西民族的建构强调“公民民族”的理念,主张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在诸多层面上极力淡化自身与其民族成员的“族裔”属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所谓的“民族问题”。在当代法国社会中,其民族构成主要包括两大范畴的族群,即本土族群和外来族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被“剥夺”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存在。与之对应,法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以地区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本土少数族裔问题和以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裔问题,两类民族问题的存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原则在应对和治理其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方面具有结构性局限。     

多重危机冲击下欧盟对外政策的调整

自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经历了诸如欧债危机、周边安全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认同危机等多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反映到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从最近几年欧盟在对外政策各领域发布的政策文献以及对外行动实践来看,欧盟对外政策中务实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反映了其在价值观外交遇挫后的战略调整。欧盟现在更加重视周边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重视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针对某些国家提出了复原力概念,在安全与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强调战略自主性以加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欧盟对外政策调整同样反映在其对华政策领域,欧盟对华疑惧情绪增加,对华政策中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渐浓,更加强调对中国的规制和欧盟的整体利益,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     

组织社会化交互作用主义3种模型评价

组织社会化过程涉及组织和员工双方,各方为达成社会化结果的行动是互相依赖的。组织社会化交互作用主义视角就是整合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考察组织策略和个人主动策略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在介绍3种交互作用主义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每种模型对组织社会化理论发展的贡献以及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基于汉语土壤的启蒙哲学何以可能?——以王充的《论衡》为例

西方启蒙主义的主要论题,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五项:个体的理智独立性论题;以"百科全书"为典型载体的公共知识库营建之必要性论题;世俗生活的独立性论题;人道主义论题;进步主义论题。然而,并非这五个论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只能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得到培育,而且,这五个论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未必是真正自洽的。换言之,在逻辑上完全可能存在着一种并非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启蒙主义思想纲领——这一纲领的确包含了上述五个论题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但它却排斥了上述五个论题中的另外一部分,以求维护自身在理论上的自洽性。而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式的启蒙主义哲学纲领,其实就可以在王充的著作《论衡》中找到。大致来说,王充式的理智独立主义具体体现在:他通过引入"归谬法",使得儒家圣贤能够进入与普通人相同的理性推理空间,由此系统驳斥了主流汉儒的"孔子无谬论";王充对于探求百科知识的必要性的申辩则具体体现在:他在一种基于"气"的宇宙论的基础上,对于万物的生成,给出了一种具有"祛目的论"意味的自然主义解释方案;王充对于世俗生活的独立性的申辩则具体体现在:他在一种基于"偶然性"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对人类个体的命运做出了一种完全排斥神学因素的解释...     

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认同危机——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之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多样性吸引着世界各地文化学者的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争取少数民族权利为基本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局限性也引起了一股以保守主义势力为代表的反多元文化的浪潮。这场文化之战表明：在多元文化国家中,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     

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中国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对立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包括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本文试图探索综合与超越两者的道路,从历史回顾和前瞻愿想的双维来论析,介于上述二元之间的、或许可以称作"民众参与",不简单是"民主"或"群众",乃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当今需要的理念、最能够代表中国自身在宪法和党章中设定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崇高治理目标。近四十多年来,国家已经大规模让权于人民,先是赋予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耕地经营权,而后是通过市场经济赋予(城乡)人民在市场化了的经济中的私有创业、营业权,更是非常广泛地在治理实践中,采纳发包与承包的互动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包括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国家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后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朝着如此的方向来激发更强大的政府领导+民众积极参与的能量,并借此来更有效地抑制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问题,据此来建立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方式。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反基础主义转向和反讽概念

18世纪末19世纪初施勒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等德国早期浪漫派学者敏锐地洞悉了启蒙运动以来基础主义哲学体系的专制,从源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概念出发,提出了反讽的概念,以作为反基础主义的哲学方案,试图恢复有限物、感性因素、个体性在无限彼岸、理性体系、普遍性面前不可消解的地位,并提供了普遍历史意义上的民族精神概念。但是由于浪漫派在主观性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个体自我意识难以承担自我设限的重任,陷入了个体的绝对主宰与绝对臣服、追求至善与虚无主义、无限变化与寂静主义、革命性与保守主义的重重悖论,最终错失了启蒙的遗产和个体的自由。     

现代性视野中的审美主义批判

审美主义是现代社会思想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日益严重和普遍的过高估价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和功能的思想和倾向.近年来,中外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中从各个角度对审美主义问题做了批判性审理,包括从现代生活质态、审美现代性、意识形态、现代自我等各个角度对现代审美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特殊主义亦或普遍主义:当代西方艺术评价理论的问题与立场

特殊主义主张,一个作品的某个优点可能是另外一个作品的缺陷;艺术品及其特质是独特的,比较是无意义的;艺术评价只是表达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其中不存在一般性的原则。普遍主义则提出,理性作为理性,必须具有逻辑性、一致性;我们对于艺术品的判断,是一种推理行为,其中存在着原则。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争论揭示了艺术品特质存在的复杂性,表达了艺术批评的不同立场,其提出的问题和思想观点值得中国学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