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出语惊人显华彩

提起梁晓声这位曾以锦绣文章予我们心灵震撼和升华的当代著名作家，人们常常想到的是他十几年前奉送给我们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著名小说；津津乐道的是他近几年真诚且“放胆”奉献给读者的《自白》、《梁晓声话题》、《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集。大多数人只熟识文章华美的梁晓声，而极少有人真正认识“交际场合”中的梁晓声，更少有人对他的口才有较全面的了解。     

媒体关注下的CSR信息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及启示——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CSR报告的实证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CSR)及信息披露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独立机构发布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CSR报告的评级数据,验证了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以及作为信息传递媒介和"公众日程设置者"的媒体的关注对于二者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高水平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的绩效明显高于低水平企业,但是这种作用关系是在媒体关注度这一变量的完全中介作用之下实现的。这一新发现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及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框架,对于基于战略性CSR思维制定相关战略的企业管理者也深具启发意义。     

美国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反思

公众民俗学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指的是对民俗加以展现或应用的实践活动,以及关于这种实践的理论探讨.从产生之后,它在民俗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与此相适应,关于它的理论总结和学术反思也日益丰富.它们不仅为公众民俗学的实践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理论指导,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美国民俗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社区规划:引导社区发展的技术手段

针对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创建文明社区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强调了一个综合的、代表绝大多数社区居民意愿的社区规划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对社区规划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结合公众参与、社区资源分配等焦点问题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中国孩子的教养危机

一所谓的教养,其实是和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在饭都吃不上的年代,谈什么贵族?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我妈上学的学校门口有老乡摆摊儿卖自家产的花生。有的男生饿到无法自持,见到花生抓了就跑,被老乡抓住狠打一通。我妈上的是住校的军队保育小学,抢花生的是少将的儿子。     

冲突与达鹄:公众参与视野下的长三角公共冲突事件分析——基于2010-2012年的案例

以2010-2012年发生在长三角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运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对公众参与和公共冲突事件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起因多与公众的经济权益受损相关,作为中间变量,社会公众往往以非制度化参与致使冲突升级为"威胁","迫使"上级政府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并终止公共冲突。分析表明:赋予并落实公众公共事务参与权利,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公共冲突问题。     

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但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又使得我国处于"双重转型"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与实体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亟须剖析网络公众参与的特征、总结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以及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路径。     

新闻发布会与公众舆论方向引导—比较“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得失

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对公众舆论引导起着重要作用."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两起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在这方面效果迥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场发布会"定调"是否精准,选择发布新闻的主体是否恰当,发布的信息内容是否及时、权威、明确和是否抓住了公众舆论的"痛点".     

关于立法的公众参与的几个问题

随着中国立法向专业化、正规化方向的发展,如何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关系法律是否反映人民意志的大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是５０年代以来形成的我国立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原则主要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多元化利益的形成,应注意研究通过什么形式实现这一原则的问题。本文研究了我国现在实现立法的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对立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但这种形式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机制。为了使不同的利益能通过立法得到协调、平衡或取舍,增加立法的民主性和透明度,本文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应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发挥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第二,使对立法草案征求意见的做法制度化,建立立法听证会制度。     

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