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底层平民立场

南方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是农民工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底层平民立场是草根创作区别于农民工小说精英创作的重要特征.对分隔城乡户籍制度的否定、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的嘲讽与否定、对保护富人政策的质疑、对生存权平等与人格平等的吁求,是草根创作底层平民立场的具体表现.草根创作的底层平民立场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创作姿态,又是一种贫民性的文化立场或价值取向.     

创新理念 完善机制 实现统计服务“六大优化升级”

今年以来,绵阳市统计系统以“统计优质服务年”活动为中心,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抓住服务重点,改进服务方法和手段,建立和完善了行之有效的服务工作机制,提高了统计服务质量、效率和水平,全市“统计优质服务年”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统计服务“六大优化升级”。     

学术期刊的使命与魅力

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论创新,思想性、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是理论创新的标志;必须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真问题,坚决拒绝无意义、无价值的伪问题;必须直面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科学地观察"挑战一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时代发展中的瓶颈因素,深刻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成果;必须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在学术水准、学术课题、学术服务、学术争鸣、学术风气等方面发挥导向作用;必须推出新人、扶持新人,为他们提供平台,使他们能够尽快成长起来;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让一流的学术走进百姓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学术期刊的魅力正在于此.     

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以台湾为例

本文论述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首先,考察西方公民意识的演进与内涵.其次,论述台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公民意识:(一)威权(刚性/柔性)统治时期的公民意识(1950年-80年代末);(二)民主转型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三)民主巩固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从而得出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辩证发展的若干实践经验.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所呈现的是:(一)公民社会由"二分法"朝向"三分法"的界定;(二)由宪政体制的巨大政治工程,转向社区治理的微型工程;(三)公民社会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之外,也扩及文化公民权与公民美学;(四)审议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初步的结论和议题讨论,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学术史反思

在后现代主义经由经典化走向历史,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经由普泛化走向体制化的当下,国内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在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现代"与"后现代"及"解构"与"建构"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存在倾向性问题.值得作适当的学术史清理.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祖先崇拜与人类主体地位的觉醒——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诗经·商颂》与《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因素的祭祀祖先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商、周部族对自己始祖的歌颂,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发现和尊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提高——由自然主体转变为社会主体,有了明确的"类"意识。但这种意识是是群体的,因为,这时的个人还没有能力离开集体独立生存,也就不可能产生个体意识。     

寻找人类的“村庄”——王安忆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现象,要么是站在城市文明的立场批评乡村,要么是站在乡土社会的立场批评城市,鲜有作家能够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以一种新的眼光考察城市和乡村的结构关系.但是王安忆却是少数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叙事思维的作家,她并不把乡村与城市看作是天生对立的两个世界,既不站在乡村立场批判城市,也不以城市的眼光鄙视乡村,而是带着一种人类学和美学的眼光去观察乡村,结果她找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共同点.     

多声部的独自——论《倾城之恋》的复调艺术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文艺学理论,90年代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诗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打破了作者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角色设定.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应用,特别是对我国现当代小说进行分析的并不多.其实,巴赫金的有关复调理论与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复调艺术不谋而合.     

试析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探索的特点

对史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是史学争鸣中的核心理论问题,同时也是近代史学界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史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对近代史学流派、史学批判意识等方面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史学理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完善,进而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