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综述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公共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热点,文章通过展现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成果,揭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勾勒关于我国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的图景。     

福柯“公共性”之辩

围绕公共性这一话题,学界大多在开放而非封闭、权利与责任、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等启蒙与反思体系之中展开。而对于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福柯来说,公共性的话语不是体现在“公共性”的思辨体系上,而是隐含于保卫社会及其旨趣之中。在福柯的研究视域里,社会由公众、知识、权力、现代性意义的启蒙及相关社会事实构成。这种结构的本质即为具有开放、联结、互动、批判等属性的公共性。知识之公共性、权力之公共性以及启蒙之公共性即为福柯社会学视域中公共性及其关怀对象。就归属主体来说,公共性属于社会公众。就知识社会学视域的公共性而言,已有的知识需要反省;未开启或有意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纳入;构成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支撑点的权力需要重新检讨;而极具理性意义的启蒙也需要反思与批判。福柯独具匠心地提出,“被屈服的知识”应该进行一场知识翻转,沿此路径,公共性的关切对象应超越专断与狭隘,这即为保卫社会公共性的关键。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公共性:走进我们生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视点

公共性的增长是当代生活世界不可遏止的趋向,是历史由阶级史、民族史进入世界史的标志.我们这个时代只要能称之为具有现代性的事物,同时也被打上公共性的烙印.公共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特点是相融的,它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揭示了当代生活的丰富内容,推进了人们对于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真理性认识,还从全球化的视角进一步展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公共性本质上是个人性的延伸,是现代性的基础和最基本的特征.全球性和现代性视野下的公共性应当走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将因此清晰地认识当代生活世界,丰富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揭示当代世界和历史表象背后深藏的秘密,推动当代人价值观的深刻变革.     

“君子以人治人”的当代阐释

中国治理现代化无疑要尊重“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这也就决定了“人”在治理中的特殊重要性。儒家关于“君子以人治人”的思想,实质上是强调治理之道不能脱离被治理者的现实,要承认和尊重被治理者的具体情况,以他们所能知能行的实际来进行治理。这恰恰与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是契合的。立足当代中国贯彻“以人治人”原则,必须重视趣味利益分众化、政治立场阶层化、关系互动圈子化、认知差异垂直化的事实,走向基于大数据的服务型治理,突出社会基层组织的主体性治理,抓住寻找公共善或横向理性这个当代政治治理的要害,注重公共性批判和建立反思性机制,凸显公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     

“自律”与“他律”之辨——“公共性”作为信息设计的伦理意向

设计其本质即是一种价值判断主导的形态转化过程。在这个创造力实践中,人的内在伦理意向在设计中被物化,并呈现于功能意义的产品。信息设计范畴的“公共性”其实是设计在人的“生理尺度”、“心理尺度”之外的一种道德“律”,也正是这个道德“律”的存在,信息设计才能成为负载社会价值的实践。客观上达成信息设计伦理意向的“应然”,有两条实际进路：一是“自律”之外的行为限定,二是“他律”之外的责任反思。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最终指向都是“人”。在这里“人”是社会意义的符合体,并与真实世界的生活境域紧密关联。     

现代公共性概念立足点的缺陷及重构

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公共性离不开共同体与理性,通过三者的演进史考察发现公共性、共同体、理性有三种形态：古代客体理性及其关联的群体-观念共同体与权威公共性;近代主体理性及其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与权利公共性;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关系理性及其互助-解放共同体与发展公共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分两个阶段：一是实体主义原则下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变,此时,理性相对于共同体和公共性具有基础地位;二是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演变,此时,理性、共同体和公共性更体现了相互建构性。关系主义赋予理性、共同体、公共性的互构性,也将重构公共性的立足点。实体主义的权利公共性是关注财产所有,以“私”为立足点;发展公共性是关系取向的、关注共享,没有实体之基点,要寻找基点也只能是个人自主性。发展公共性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团结机制,值得认真研究。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整合

米尔斯将社会问题界定为"公众论题"而非"个人困扰"的观点已经被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它也是社会问题"公共性"的重要根据,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则表现为其突出的"群体抗争"和"团体诉求"的特点。"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研究了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到解决的过程,它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性"的共同本质下实现了二者的联接和整合。     

政府公共性的流失与条件依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则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在反思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自利性的规制中实现。     

经典“公共性”理论辨析——兼谈中西差异

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在西方,研究公共生活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三人对公共性的理解各有差别:阿伦特眼中的公共性与积极生活紧密相连;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桑内特推崇现代公共性的非人格化。三人对公共性尽管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但我们仍需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加恰当地引用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