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美国梦的幻灭与女性“罪责”

文章采取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马丁·伊登》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细读,指出其在艺术形式上如何着意安排事件,编织出具有因果关联性的小说情节,从而建立起"男主角/女主角"这组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这些"文学惯例"经过情节的编织隐藏在经典文本中,成为父权制社会中文学话语的基本内容之一,且不断通过"文学权力"生产着关于女性的"知识",塑造着父权制社会中被贬抑的"他者"女性形象,强化着不公正的女性身份认同。     

严歌苓同性恋小说创作及对普伊格的接受

严歌苓同性恋题材小说主要诉说着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完全性倒错者与偶然性倒错者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些小说在同性恋者的构成方式、情感产生机制设置,话语权力中性观念的建构和同性恋者自我身份的认同等方面与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很相似,这种相似来源于严歌苓对普伊格情感的契合和创作手法的模仿。     

德艺双馨:儿子眼中的阎肃

爱他就要扶掖:散养儿子亦成才 阎肃结婚较晚,32岁那年,才和比自己小8岁的医生李文辉结婚,婚后有了女儿阎茹儿子阎宇. 阎宇小学初中时淘气,上高中后还叛逆,要高考了还在看小说、写诗歌.母亲对此忧心忡忡,没想到父亲却不以为然:“儿子有喜好,不错!”父亲的话气得母亲跺脚:“你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后来,成绩不好的阎宇出人意料地考入了北京商学院.     

古今小说的贯通——读张勇《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课题,自章培恒先生明确提出并大力提倡以来,已过去了十馀年,除了由复旦大学召开的以此为题的五次学术会议,并出版若干册相关论文集之外,作为此一研究实绩的,能举出来的似乎并不多(谈蓓芳教授所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等,或为一种)。张勇教授新著《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应该说是成功实践章先生研究思路的一部力作。中国文学研究界并不缺少对中国古典小说或现代小说的研究,然而,在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小说的影像阐释及其意义解读

小说的影像阐释是当代影视剧生产的重要源泉,在视觉文化主导的今天,小说的影像阐释不仅使小说进入文字阅读和视听感知结合的“共读”时代,而且为影像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小说的影像阐释已经对当代作家的小说书写、小说生成方式及小说传播形态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归化”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中国近代译者抱着"启迪民智"的功能目的大量译介外国小说,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小说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实际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很强的"功能"意识,译文普遍存在着用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规范去化解源语文化形式的"归化"现象.这种"归化"策略的选择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与译者当时的翻译目的和动机有关.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翻译理论主张译者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情况,从原作提供的多元信息中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其原则正可以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小说中出现的"归化"现象.     

冯积岐小说论(上)——在回忆中凝视故乡

冯积岐所秉持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姿态,其写作方式及其作品所再现的生存经验与某一时期的写作主流是疏离的,他所讲述的"西部"也和主流批评界所想象的"西部"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他的写作价值并没有被文坛、主流批评界、大众读者所真正认可.当代文坛存在着大量的像冯积岐这样的地方作家,他们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写作经验比较特殊,同样没有进入主流批评家的视野,在一种时代的"共名"状态下,他们的创作与存在往往被忽略或遮蔽.本文以冯积岐为个案,试图把一种地方性写作纳入自己的考察视野,其意义在于考察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如何与人类共同的生存经验和记忆相链接,并以此反思当代文坛和批评界存在的问题.     

谈弗·雷·利维斯小说批评中的非个性化原则

非个性化是利维斯衡量其伟大小说和小说家的重要尺度.通过时这一尺度的诠释来捕捉和说明利维斯评价标准的实质,推敲和体味这一标准在其重要评价中所具有的丰富意蕴,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利维斯的批评事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