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从侠义模式看中国二十年代雅俗小说的互动

笔者从侠义模式出发来展开中国20世纪20年代雅俗小说的互动态势研究,首先探讨通俗小说侠义模式的现代性特征及其向新小说思想的转向,然后分析新小说对通俗小说中的侠义模式的借鉴与现代转换,最后指出了这种互动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着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人心秩序的普遍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论明清世情小说的宗教文化与婚丧习俗

明清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要特点,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补经史之不足,《金瓶梅》与《红楼梦》堪为其中代表.二书中涉及宗教文化的描写带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反映出当时民间信仰与实用功利的关系,同时塑造了不少逐利鄙俗的师尼僧道形象,亦是当时释道逐渐衰落的真实写照.而与人物家庭相关的婚丧习俗也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各种形态的婚事描写、完整周详的丧礼叙述等,均反映出明清时期真实的社会风气.     

小说语言的阐释空间--兼谈我的小说语言观

小说语言研究 ,存在着本自语言学 ,又超出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它的阐释起点在语言 ,落点不能仍然在语言。小说语言研究的许多重要命题 ,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 ,也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 ,而是处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语言工具论和语言本体论 ,是小说语言研究的两个不同的理论平台 ,得出的也是不同的结论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小说文化表述的三次转向

依据作家的写作动机以及作品主题,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早期至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小说主要追求地域乡土特色;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民族文化特质成为少数民族小说的核心主题;90年代后期以来,自然和文化危机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普遍焦虑,其作品呈现鲜明的文化生态意识。三次转向背后是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和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内涵的变化,或可以此为启发反思并深化当前的多民族文学研究。     

武则天形象的流变:古代小说创作观念探赜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大多恪守"小道可观"的"史补"观念,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劝善惩恶"的"实录"窠臼。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致使叙事成为了一种图解,如武则天的形象就徒然成为一种符号。不仅仅历史题材,包括其他题材的小说都这样附庸于史书传统,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一言可采"的道德选择,很少具有自觉的本体意识。只有少数杰作能够对世事人生作复杂的观照,主张虚构的"事体情理",走向观念的成熟。     

当代德国女性的传统角色超越——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的人物塑造

德国当代著名女性小说作家伽比·豪普特曼于近年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人过日子》(1995)、《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以两性冲突为中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和间接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具有坚强意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德国新女性形象.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和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所创作的女性小说因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压迫与保护、对立与依赖——评哥特小说中女性与父权制度的矛盾关系

女权与父权在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并非始终势不两立。英国哥特小说对父权制度及其代表往往表现出既向往又恐惧的暖昧态度，两者关系中对立与依赖常兼而有之。这种矛盾态度实际上是十八九世纪中产阶级对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批评，反映中产阶级对这种制度与生产方式复杂的认识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