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悬而未决的沉重话题

"慰安妇"问题首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战争遗留问题,但从深层次来审视,这更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权问题。"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无法甩掉的历史包袱,只有彻底解决与其邻国在历史责任上的认识问题,日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军队在二战时期实行的"慰安妇"制度,与战争中偶发的强奸案性质完全不同。在"慰安妇"制度下,受侵略国的绝大多数受害妇女是被强逼或欺骗,失去人身自由,充当日军的性奴隶,除了遭受整日的侮辱,她们随时还可能失去生命。而日本兵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正是当时的     

调和为国:章士钊在《甲寅》日刊时期的政治思想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被任为内阁总理。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化为北洋(军阀)派、旧进步党、旧国民党、南方地方实力派四股主要势力,它们在制宪和对德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国会议员,章士钊超然于各派势力之上,对制宪和对德外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以图调和各派的矛盾。章士钊这些调和主张实际上是1914年在《甲寅》月刊上提出的调和立国论主张的尝试。     

从“王抑庵入阁”之争看明人对阁臣标准认识的变化

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阁臣成分复杂,除解缙、三杨等人外,还有一些次级阁臣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内阁事宜,王直即是其中之一。王直入阁既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也没有奉明确的“入阁办事”诏谕,因此后世史家往往不将其视为阁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撰《王抑庵入阁》对此加以考辨。其实,明代内阁及阁臣的身份、地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后世史家以身处时代之状况推及以前,所以对于特殊时期的一些事例,把握难免有失偏颇。     

明人内阁性质观点述评

由于朱元璋对外朝和内辅领袖的猜忌,明朝内阁始终没有从制度层面被明确为像以前朝代那样普遍存在的具有政务统筹、内辅作用的机构;而行政体系运行的惯性又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存在。明代朝野对于内阁的指责,既有不尊祖制、越位,又有缺位、不作为。而明朝人士关于阁臣"只备论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与"虽无相名,实有相职"的矛盾性论断,恰恰反映出内阁地位的尴尬和明朝中枢制度设计的缺陷。     

从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纷争看唐绍仪内阁的成败

文章认为,唐绍仪内阁是民初革命派与北洋派相互妥协的产物,这就导致唐绍仪内阁内部难以避免的重重矛盾。矛盾主要表现在革命派与北洋派之内、唐绍仪同袁世凯之间为权力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我为什么要为中国建言献策

正2012年底,习近平刚刚就任总书记后不久,就与20位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位来自日本的外国专家。当时日本政府刚刚对钓鱼岛宣布国有化,中国国内发起了反日运动游行。在这一紧张的环境下,我想和总书记讲讲我自己的想法:中日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一定要保持中日人民之间各种交流的畅通。可惜当时我没有机会发言,也没能提出其他建议。     

克里米亚战争前英国的近东政策

19纪初,欧洲大国在东方问题上展开角逐。英国力图保持一个由它控制的、表面独立的奥斯曼帝国,以保障其在东方特别是在印度的利益,并借此控制两海峡,遏制俄国势力伸向地中海。英国为了维持这条东西方重要通道的畅通,在近东与俄国展开了长期剧烈的斗争,在19纪中叶,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两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阿伯丁领导的英国政府“宣布和发动了首相本人反对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决策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     

嵌入式王权与英国均衡政制

王权在英国是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英国王权从性质上是一种个人权利,这一点使得英国政制构成所要处理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国家。王权在政制结构中要想行动,就必须嵌入到其他政治权力中去。王权的这种嵌入式结构,在英国均衡政制模式中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英国的政制发展和政制转型,是由作为政制秩序现状的保守者贵族院、发动政制变化的行政首脑以及代表政制构成中最终权威的新选平民院共同促成的。     

安倍内阁对美外交的两面政策

对美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日本外交的基轴,但民主党执政时期一系列追求与美对等关系的举动极大的影响了日美关系。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外交上的主要着力点就在于修复并加深业已受损的日美关系。然而,安倍并不满足于促使日美关系重回美主日从的老路,而是希冀通过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利用美国突破战后体制与国际法的相关限制,最终夺回日本政治大国地位。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