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内在矛盾及其中庸之道

先秦儒家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为此他们提出中庸之道以协调、解决这一矛盾.故中庸之道对先秦儒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忽略、抹杀这一点,也就阉割了先秦儒家的基本精神.     

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已不能满足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停滞不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普遍存在异化现象,无法起到支农的作用。从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看,我国农村合作金融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条件不成熟,因此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仍将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基于ISM模型的农村宽带使用影响因素研究

促进农村宽带使用是推进农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电信运营商是农村宽带服务的供给者,从运营商角度探讨农村宽带使用影响因素,构建影响宽带使用的解释结构模型,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分析.研究表明：宽带资费、宽带接入终端的价格和运营商提供服务的质量是影响宽带使用的直接因素,网络速度、技术培训和政府支持等是中间因素,宽带技术先进性是根本因素.因此,为推动农村宽带的使用,电信运营商应该主动降低宽带资费、降低终端价格、提高宽带服务质量和加强技术创新.     

物联网视阈下江苏农村信息服务现状与发展对策

在对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物联网环境下农民信息需求的特征,分析物联网在农村信息服务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尽管现阶段物联网技术在农村信息服务应用中存在着信息获取成本高、概念普及不足、信息主体的信息素质不高等问题,苏南地区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农业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普及物联网概念、提升农民信息素质、将物联网应用渗入整个农业生产环节、开展为农户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成为了物联网环境下改进农村信息服务模式的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农村

以安徽省当涂县为例,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说明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形成农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60%以上的社会中,形成现代社会结构的重心在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因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     

社会生产方式与生育文化变迁研究

以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生成土壤为基础,将中国生育文化作为一个包括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整体动力系统,并把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推动这一系统运行、变迁的动力源泉,由此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中国生育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的决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内在机理和外部表现形式,并揭示存在各种不同社会机体中生育文化发展、变迁的特殊规律,以正确把握由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化生育文化转变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机制。     

江浙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状况的比较研究

利用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根据发达地区的特点改进已有的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与普及应用、农村信息化人才资源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对江浙两省之间以及江浙两省各地区之间农村信息化状况进行了评价和比较研究.江苏省和浙江省都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同属我国长三角区域,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都处在全国前列,但是江浙农村信息化建设模式不同,发展状况也不同,尤其是江浙两省内各地区农村信息化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在探讨影响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因素的基础上,为加快两省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提出对策建议:加强两省农村信息化人才培育,提高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水平,是当前进一步推动江浙两省以及长三角地区农村信息化平衡、快速、协同发展的关键.特别要指出的是,苏南、浙东北等发达地区的重点是促进农村信息消费增长,而苏北、浙西南等地区的重点是发挥龙头企业信息化应用的带动作用.     

中国股市制度缺失的成因探析

中国股市的种种问题,主要可归因于其制度缺失,而要弥补和修正股市的制度缺失,首先必须对制度缺失产生的根源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起点和突破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中国股市制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制度的系统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方式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股市制度缺失的成因进行了粗浅探讨,以期为股市尽快摆脱制度缺失困扰,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