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科技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探析

充分认识科技防灾减灾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大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与教育工作,培养全民科技防灾减灾意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建立起符合省情实际需要的、科学完整的、有效的立体防控体系,对于完善我省科技防灾减灾体制机制,提高我省运用科技手段进行防灾减灾的能力与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居民收入构成来源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差异分析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项.从四分项收入构成看,工资性收入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转移性收入,二者都起着差距促增的作用,而经营性收入则发挥了主要的差距促减作用,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很小.从主辅收入角度看,主要收入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从初次分配收入和再分配收入角度看,初次分配收入是差距贡献的主体,但发挥着差距促减的功能,而再分配收入却发挥着差距促增的功能.     

“双减”背景下城市小学家长补习教育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家长的补习教育决策影响着校外培训治理的效果。映像理论视域下的实证研究显示,“双减”背景下城市小学家长的补习教育决策呈现出四大新特征,并受以下因素影响：社会层面的社会流动和就业压力,大众心理层面的从众心理和分数焦虑,教育体制层面的班级授课制弊端和课后延时服务争议。在补习教育决策的形成机理方面,价值映像是决策的前提,轨道映像是决策的动力,策略映像是决策的中介因素。     

“双减”落地过程中教师开展教学变革的阻力因素与突破路径

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创新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着力点,核心素养导向、活动驱动教学、课堂提质增效、作业控量提质、评价指向发展是“双减”和新课标对教学改革的内在诉求。为深入了解中小学教师开展教学变革面临的阻力和困境,选取来自4个省份的12名一线教师和2位校长进行深度访谈。综合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面对“双减”这项系统工程,教师的教学变革普遍面临教师教学思维滞后与固化、课后延时服务加剧工学矛盾、刚性实施影响教师专业自主、现行评价制约教师改革意愿等系列阻滞因素。为推进“双减”政策有效实施,亟须突破上述教学变革困境,重视教师的课程理解和教学转化,优化作业的结构设计与管理机制,精准发力推进一线教师减负工作,深化评价改革引领教学变革航向。     

应急状态下国家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克减及限制

在突发的应急状态下,为维护重大公共利益,国家对个人信息权益施行克减措施具有正当性基础。国家在应急状态下施行的个人信息权益克减措施在信息收集、使用和公开3个阶段暴露出收集主体泛化、信息“再利用”失范和信息披露过度的现实弊端,这些弊端源自于政府实施克减措施边界的模糊。为克服这些弊端,我国应树立“核心权利不可克减”的谦抑型理念,遵循相称性原则,分场景概括式地授权信息收集主体,引入信息退出机制和推行信息披露内容去识别化等具体因应措施,以防范国家机关滥用应激性措施,维护公民核心权利。     

组织惰性视角下组织熵增定律与熵减策略

从组织惰性视角来看,熵增定律可以用来描述组织无序性大小程度,熵值规模越大,无序性状态程度越高,组织惰性程度越高,并以资源惰性和惯例惰性为具体表现形式。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路径依赖的双重影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熵增,组织惰性程度上升。因此,要克服组织惰性,就要采取熵减策略,通过主动做功、打造开放系统、降低信息熵,即领导者改变认知、组织进行双元学习与智能技术赋能领导者程序设计,实现减缓内部熵增,引入使系统结构不断更新的负熵流,循环迭代,让组织有序发展、持续成长。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紧急状态适用的法理解析——以康德国家信托理论为视角

当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卫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在适用过程中需要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进行较大程度干预。紧急状态是启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但现阶段尚未在《宪法》及相关立法中对其予以明确,导致其合宪性根基不稳固。同时,学界对紧急状态的法哲学理论研究仍未完全超脱于“自由主义”的滞后性和施密特“例外政治”的强权性,这使得紧急状态制度的实践治理成效微乎其微。鉴于此,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紧急状态适用应以康德的“权利观点”为逻辑起点,以国家信托理论和比例原则为依据,构建国家主权假设前提下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平衡的法律关系。     

九打吉安

正"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这首毛泽东1930年2月写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形象地描绘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攻打吉安城的英发雄姿。吉安是赣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年中央苏区军事要地和交通枢纽。1929年10月至1930年10月,工农红军为夺取并占领吉安,曾先后9次发起攻打吉安的战斗。     

山东省落实"一减三补"政策的调查与思考

两年以来,"一减三补"政策在山东省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实施,并在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干群关系,确保粮食安全,改进主要粮食作物品质、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农业税减免政策所派生的乡镇财政困境,及乡镇机构改革的艰难程度超出了改革之初的设想,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也没有形成粮农增收的长效机制,"三补"政策还存在操作成本过高,引发了诸多新矛盾的问题.完善"一减三补"政策就是要在乡镇机构改革中重视保护镇村两级干部的利益,把补贴政策法律化、补贴内容项目管理化,重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在减轻农业政策实施成本方面的作用,发挥财政补贴在引导农民产业分化方面的作用.     

论减污降碳“三协同”:理念、制度与主体协同

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重点。然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之路道阻且长。事实上，减污降碳协同体系的构造应着眼于“三协同”:理念协同，确立减污和降碳并重的立法目的与价值追求；制度协同：重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核心制度；主体协同：实现政府、企业、公众的良性互动。其中，理念协同旨在将减污降碳理念融入立法体系中，指导并形成可以直接适用于解决降碳问题的制度框架，而制度协同的实现又必须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多方治理，即在理念协同的指引下，通过主体协同将制度协同予以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