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百年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不但影响巨大且有标志性意义,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可从中获得怎样的思想资源与启迪?三位前辈学者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学术脉络与学理路径有一个共同点——均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从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恰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这是百年来三位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启蒙之史——《中国古代史》与清末民初学子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本为清末中学堂教科书,1933年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中,成为大学用的历史参考书,到2000年,该书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之一,地位不住"升级".该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论者已作出颇详尽的研究,但它对清末民初青年学子起的启蒙作用,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钱玄同、顾颉刚和钱穆几位著名学者为例,探讨他们青少年时习史,如何受到夏曾佑史书的启迪.     

抗战时期顾颉刚与钱穆学术理念的离合

抗战时期,学人群聚西南,身历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学人们大都努力将自身所学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由于学术理念的相异,同归殊途的分化在所难免。顾颉刚与钱穆,本着抗战前相近的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相聚成都,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然而由于各自治学重心的偏转,两人在通史编撰的理念、历史教育的目的以及治学门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合作也相当有限。两人学术理念的离合是与时代环境的变幻息息相关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顾颉刚与徐旭生的交谊与学术歧见考述

20世纪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和徐旭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通力合作,共同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参与禹贡学会。他们还分别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学和考古方面的负责者,共同促进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发展。后顾徐二人因人事纠纷关系破裂,由交好转向彻底交恶。顾颉刚与徐旭生的学术观点异趣,从侧面反映了两位学者对古史学术观点的不一致。二人的交往是民国时期学者生态的一个面向,他们的学术歧见凸显了民国学术发展的多面性。     

重塑禹域：《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特征与双重价值

在中国疆域沿革史领域,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可谓一部兼具学术与现实双重价值的典范之作。该书以“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为宗旨,充分运用科学的考证方法,通过从西方引进的章节体考察“历代疆域之变迁”,兼及“地方制度之变迁”与“人户之增减”,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禹域”。该书出版后,不仅有效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而且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书,更激发了广大学者研究中国疆域沿革的热情。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通讯”和“按语”：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论学方式

在<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上由顾颉刚所主持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通信是整个研究的主体.同时,作为整个研究的发起者和引导者,顾颉刚常以"按语"的方式参与讨论.这些"通讯"和"按语"将当时孟姜女研究的原生状态保留下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学术话题渐渐生长的过程.整个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便依托于通信附加按语这样一种特殊的论学方式中逐渐生长,而研究中的得和失也多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