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幸存者而言,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的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60多年过去了,社会各界在重视幸存者证人角色的同时,应加大关爱幸存者晚年生活的力度,投入精力治疗幸存者的战争创伤。     

战争创伤与后战争创伤——海明威与斯通小说对比研究

随着创伤文学在国内外的兴盛,创伤研究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文学理论研究方向。罗伯特.斯通与厄纳斯特.海明威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时针对不同方面的创伤各有所侧重。本文选取了他们各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理。首先分析各人作品中主人公不同的创伤遭遇,继而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对比研究,展示以迷惘为标志的海明威式"战争创伤"到以恐惧为主导的斯通式"后战争创伤"的阶段演进过程。最后从已得出的结论中,一窥两位大家的创伤文学创作与个人的成长经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挖掘出其心理状态和创作意图。     

负重前行：创伤视角下的奥古斯特·威尔逊

美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以其＂20世纪黑人体验史＂系列剧而著名。他对黑人历史的关注源于自身的创伤经历。从文化创伤角度来探讨,威尔逊作品中的一个持续主题是,作为背负历史创伤的族裔,黑人怎样能既不忘记奴隶制、种族歧视的痛苦历史,又要走出它产生的创伤阴影。通过分析其三部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只有正确认识理解过去、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相连,个体和个体发生关联、共同承担创伤,黑人才能汲取力量、继续前行。其作品体现出威尔逊通过对文化创伤的塑造建构族裔认同的不懈努力。     

“支那”之痛: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创伤性记忆

"支那"的国族身份带来的屈辱体验,成为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心中的一种创伤性记忆.留日作家对于"支那"之痛择取的文学记忆方式呈现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由自卑转向理性的国民性自省;一是带着怨恨情绪丑化日本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前者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的外源性文化资源,而后者建构出的失真的日本形象,在满足时代所提出的国族动员要求的同时,也造成中日间彼此难以消弭的隔膜.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以色列医学整容专家莫瑞斯·托帕兹博士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亲赴灾区,使用先进的“负压创伤治疗技术”开展创伤治疗,令许多伤者免除了不必要的截肢、缩短了疗程、大量减少了抗生素的应用。他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国的医生应该从西方医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慰藉空难亲属 期待社工支持

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指社区工作者。据专家介绍,在社工里面,专门有一科叫“灾难社会工作”,就是在飞机失事、矿难、火灾等发生后,对那些幸存者、丧亲家属进行心理辅导、救济(或者补偿等)。“灾难之后,对很多家属而言,灾难才刚刚开始。受到灾难创伤的人,在给予他们集体性、仪式性的慰问和金钱赔偿之外,人道关怀能否延伸到他们心灵深处,照亮他们陷入灰暗的生活?这是一个有赖专业支持的系统,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基础。”在华航空难后,人们已经意识到要通过专业人员来作遇难者家属的工作。文中所谈到的是从事精神卫生和心理治疗方面的专家。其实,它更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用智慧和爱心去分担和减轻人们的痛苦。但是在我国国内,类似这样的救助还很少有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影子。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许多专业社会工作者活跃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     

江西萍乡市安源区抚慰川籍流入人口心理创伤

汶川地震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口计生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来到流入本区的重灾区流动人口家庭进行走访慰问。经详细调查摸底,统计出外来流动人口中来自四川都江堰等重灾区的川籍务工人员50余人,他们大多数人的老家房倒屋塌。获知这些情况,区和镇街两级人口计生干部职工踊跃捐款,并发动群众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