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内涵、特点与实践成效述论

延安精神是指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在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政策与法律法规,并通过思想教育活动及一系列实践活动,最终内化为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及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广大根据地军民的思想认识、道德情操与行为规范。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党的施政总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再现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凸显延安精神的方法论特点。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思想落地生根,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内外政策得以实施并初见成效,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与工作作风贯穿始终。     

我国创客教育实践研究现状——基于CNKI相关论文的知识图谱分析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育信息化迅速普及,创客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初入正轨.通过运用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数据库与创客教育实践相关的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当前创客教育实践研究中有“创客教育”“创客”“创客空间”“创新能力”“教学改革”“教学实践”和“项目学习”等研究热点,揭示当前创客教育实践研究的现状.通过对相关研究论文内容的梳理,整理出当前创客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对创客教育实践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以期对创客教育进一步的实践探究和有效开展提供参考.     

从现象学到生活艺术哲学

“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已成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和实践与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都是以关怀人类生存、合理安顿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根本动机的。现象学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倒置、对在场和缺席关系的倒置、对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为生活艺术哲学做了充分的理论奠基,由此出发,生活艺术哲学在哲学实践、审美泛化等向度上得到了发展。现象学的“小零钱”精神、“前科学”立场、关注意义构建、重回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实践,都成为生活艺术哲学的基本立场。     

“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建设管理策略研究

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学科群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建设进程中最具有探索性和方向性的新动向。探讨了传统学科管理模式对学科群建设的管理带来的障碍,提出在“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管理创新的必要性,并从建立科学的投入及协调管理制度、引入过程监管机制、建立成效评价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了“双一流”背景下学科群建设管理的策略。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在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而创立生态思维方式,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自然观,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资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衰竭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提出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关于如何完善土地流转的制度探讨---基于日本农地中间管理制度的分析与启示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但是,实现土地有序流转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日本近年实施的农地中间管理制度旨在通过建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农地银行)及相应的流转机制和流转补贴制度,促进土地向农业承担主体集中,提高农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通过对该制度的细致总结和效果分析,认为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有必要以目标为导向,完善制度设计、细化政策措施、调整农业补贴并注重基层和农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