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界定与完善——基于博弈论和对新合作社法的思考

在合作社法新修订背景下,定义社员资格制度,通过比较选择开放社员制与封闭社员制,对中国合作社社员资格制度进行界定,并对新老社员博弈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合作社实行较为开放的社员资格制度,合作社可设置入社"一级门槛"增加社员的归属感和参与感,设置入社"二级门槛"可解决产权稀释问题。对于较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相对成熟的区域,可加设"二级门槛";对于欠发达地区或合作社发展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区域,可降低"一级门槛",不设"二级门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社员资格制度有助于合作社的规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带动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CIO自身技能、需求方领导力与数字化创新

现有研究强调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的战略价值,但学术界对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创新的认识却较为有限.借鉴变革型领导理论,本文提出CIO需求方领导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同时,CIO结构权力可以增强CIO需求方领导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正向关系.此外,从CIO自身技能方面识别出CIO需求方领导力的三个重要前因:战略IT知识、政治悟性以及网络能力.通过采集179份CIO-TMT的企业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为企业发挥CIO在推进数字化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