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歧视及其治理——一个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分析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歧视的核心内涵是不公平和不平等.态度、行为、制度是其三个纬度.社会歧视是一个由偏见到制度性歧视(个人偏见→社会偏见→行为性歧视→制度性歧视)的连续发展谱系,我们称之为社会歧视链.社会歧视链这一概念为我们认识社会歧视的性质和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撑.一方面,它表明社会歧视是有一个内在演进脉络的,而且这种演进并非单向的,由于"自我实现预言"等机制的影响,该链条的不同环节之间不断地存在着相互强化、甚至恶性循环等情况.另一方面,社会歧视链的各个环节并非是完全衔接的.比方说并非有社会偏见就一定会发生行为性歧视、也并非有歧视行为就一定会演化为制度性歧视,同样,行为性歧视并非都是因为社会偏见、制度性歧视并非都是因为行为性歧视.基于社会歧视发生的复杂机制的认识,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包括"综合治理--逆向推进"的总体思路和加强群体沟通、反歧视宣传、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壮大反歧视的力量等具体策略.     

民法典应承载宪法对家庭之制度性保障探究

无论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还是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家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家庭的权益不受侵犯不仅是个人生活幸福的源泉,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在我国宪法第49条中,明确提出了国家保护家庭这一内容;这充分说明了宪法对家庭提出了制度性保障。然而在民事立法中,家庭并未被认定为民事主体,这使得家产制从法律上来说也失去了应有地位,进而使得个人主义倾向明显,家庭主义受到抑制。对于这种情况,民法典应从法律上予以改变,以有效承载宪法对家庭的制度性保障,维护家庭应有的法律地位。     

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机制演进与行动路径——以1996年至2022年间闽宁协作为例

东西部协作为缓解西部地区温饱问题、消除绝对贫困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贡献了重要的制度力量。不同于已有研究多从府际合作及横向转移支付视角探讨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本文构建了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理论分析框架，并引入制度性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对各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协作困境与机制演进展开整体论述。基于闽宁协作1996—2022年联席会议纪要与调研事实，总结出达成发展共识、互学互助、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与社会动员等五个行动路径，并对如何助力形成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扶贫开发的可持续减贫格局进行分析。这些发现既有助于启示发展中国家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贫困协同治理，也可为中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进一步优化东西部协作制度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制度性视角下的灾后重建问题思考——基于对四川省Y县贫困村恢复重建状况的调研

汶川地震后,在党中央和各级省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震后贫困村的恢复重建工作基本完成。调查发现,Y县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仍存在一些社会问题。制度性视角下的社会发展观通过采取“管制性多元化”的途经,强调国家、市场、社区三者的有效融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一机制可为灾后的重建发展探索出新的思路。     

我国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成因分析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现象进入政治生活,将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现象时有发生。本文主要对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成因进行分析,为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新视野

<正>中国改革的民心期待当下我们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民心民意之举。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成果,这是我们改革的总体价值诉求。然而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化,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值也迅速上升,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以集结的态势凸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注重对改革利益主体的分析,自觉把握改革时代的民心期待,就成为中国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话题。     

中国空前改革新出发简

3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宣示把中国带入一个崭新时代。35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将擘划中国未来五年乃至十年的改革路线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作出制度性安排，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开启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空前改革时代——     

城市治理理论的“双重流变”与融合趋向

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推动了城市治理理论的发展。多年来,城市治理理论沿循"地理单元指向"与"公共权力指向"两个维度,分别展现出从大都市政府理论到尺度重构理论、从权力控制到城市发展模式转向的演进路线。在合作治理框架内,制度性集体行动等理论的提出,隐约显现"两源合流"的迹象。总体看来,城市治理理论各流派前后相继更迭,最终趋向多元合作。尽管各流派大多接受"多元主义"的理念,深受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影响,但是新自由主义强势主导的态势,使城市治理理论深刻展现出"多元精英主义"的本质。当下应深入认识不同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创造"中国化"的城市治理理论。     

作为制度性事实的软法:一种社会本体论探究

"软法是什么"本身可被分解为身份问题与含义问题。前者在问软法如何成其所是,涉及"软"维度和"法"维度;后者则在问某事物是软法,它的必然含义是什么。确立软法身份的关键,在于从诸社会理论或者法理论所提供的各种法身份中抓取那些能够逻辑地剥离国家要素的法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本体论,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主张人类社会由人类心灵的集体意向性透过常设的宣告式言语行为即"X在C中算作Y"的构成性规则而创立。制度性事实不仅能在结构上容纳法维度和软维度,而且它还提供了诸如软法在集体承认范围内有效、软法既有内在面向也有外在面向以及属于"非语言性"的制度性事实等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