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试中国政治发展的本土化资源

在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发展的新任务。中国的政治发展具备两种资源,即外来资源和本土化资源。其中,本土化资源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资源。这种本土化资源包括制度性资源、功能性资源、文化性资源。充分利用、挖掘这些本土化资源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     

现行征地程序存在的问题、成因及改革的对策建议

征地程序的制度性缺陷是征地纠分频发的重要原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从加强民主法治与转换政府职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增加社会合作与政治认同等方面改革现行征地程序，从而建立一个程序更透明、参与更广泛、利益表达更充分、救济渠道更畅通的征地制度。由西南财经大学杨春禧主持完成的《论征地程序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课题，研究分析了现行征地程序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成分，提出了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防范非制度性风险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谐发展

在“非公有制企业36条”出台后,有关长期困扰非公企业发展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将会逐步解决,但一些可能影响其发展的非制度性风险也不容忽视,如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同台竞争的风险、融资与构建现代企业机制的风险以及技术创新和技术工人持续供给能力不足的风险等,忽视这些非制度性因素的客观存在,非公经济的发展道路难保一帆风顺。     

对一种被遮蔽的制度性“共谋”的追究——三论“苏力招博事件”

因河海大学讲师甘德怀报考2004年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法理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包括甘初试成绩第一名、但复试落选等戏剧性环节)一事,而在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这一被称为“德怀门”“苏力招博事件”的风波,不仅反映了程序公正、实质正义的理念与现实的冲突,而且也反映了当今中国高教界(特别是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学术界(特别是学术操守)等方面已经严重暴露和隐含的突出问题,值得深入研讨。为此,本刊特此刊布甘德怀、朱苏力、邓正来、萧翰、杨支柱、徐建新先生的文章(共11篇),以期引发进一步的学理讨论与总结。     

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网络构建与制度性信任

华人创业中的关系、信任与网络构建和企业家成长发展的制度环境嵌入密切相关。本文从人类学的过程观视角,考察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族群特征与中港两地转折时期创业的制度环境特征。研究发现尽管地区性网络和族群文化是华人社会网络构建的有效工具,但这两者并不是成功商业交易和跨境投资的决定因素。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网络构建更专注于企业家所代表的商业组织与官员所代表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专业信任与制度性信任。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跨界发展植根于香港后殖民转型与中国制度性变革的场景之中。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华人跨界创业的过程需要跨越经济市场体制,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地方、国家和海外之间的疆界。香港华人跨界企业家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良性合作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比较竞争优势,从而成功地适应中国迅速变化的政策与产业环境。     

地方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分析

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然而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当地选民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其提供的制度供给并不一定有效,无效的制度供给甚至会提高市场壁垒和市场准入条件,导致人们行为的短期化,增加交易成本。因而政府的干预并不一定能够使市场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改善。只有有效克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明确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路径,确保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充分、合理、有效,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公平。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慈善组织及其治理——基于云南省H州的个案研究

非制度性依附的固化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两大障碍:前者蕴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为政慈关系的外在样态,更内化为一种路径依赖;而后者则体现在政府一元支配的慈善运作模式中,使慈善组织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将社会作为独立主体引入到新慈善模式的构建中,实现慈善运作由一元支配向三方合作的转变应是我国慈善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合理路径。而在政府、慈善组织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