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风险与防范机制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慢、下行压力加大,并与快速城镇化相互影响,这容易滋生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诸多风险,必须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要基于"全民共享"的理念构建完善社会基本保障机制,促进公平正义;基于"中国梦"的共同思想信仰机制的打造,建立起全民共同的政治信仰,为快速城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在全面深刻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坚守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发展模式,促进"两化"的协调发展;要创新差异化分类分级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与限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合作治理理论证明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理论可能性;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发挥为其参与社会管理创造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社会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并将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以及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能力、扩大公民参与上发挥着积极功能。然而,囿于不健全法律的体系,较为低下的政府服务合作管理能力以及志愿失灵等因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和功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我国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制度构建设想

面对农业巨灾风险事件导致的巨额损失,目前我国仍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管理与救助,缺乏市场化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相关文献的研究,立足当前我国国情,从减轻灾后政府财政负担角度,运用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思维,对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发起主体、基金筹集方式、组织结构、资产配置、运行模式五方面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具有“灾前预防+灾中应急补偿+灾后重建+推动农业现代化”四位一体功能模式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制度。     

医患关系紧张的制度、伦理和法律反思

紧张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医疗行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这也是中国医学院校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国家制度、医院的管理、医患双方的道德因素、卫生立法的滞后等方面进行分析,由此提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原则和具体的措施建议。     

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应把握好四个问题

正之一:政府主体责任要明确,不要停留在笼统层面。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首先,坚持儿童发展优先保障的责任。其次,坚持适度普惠托底的责任。从理念上,对于儿童保障问题,国家要主导,但主导不等于包办。再次,调动扶持社会资源的责任,积极的思路应该是做好制度的设计、维护工作,在制度的引领下,想办法用社会的资源、力量来化解社会矛盾。之二:职能部门要推进协同,不分而治之。首先,建立科学的协商和决策制度。要充分发挥儿童保护工作机构的协调作用,贯彻     

社工介入:困境儿童权益保障

正本文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在困境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中,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适时引入的可行性和重要意义、并就社工介入方法和模式提出建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这是党和国家对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也是全国困境儿童的一大"福音"。2013年6月29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构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律师权利的核心内容,是律师辩护职能实质化的权利。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强弱直接关系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势必影响国家追诉犯罪权力和公民人权保障的平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清晰回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的强烈争议。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私人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已经创设了私人和解制度。然而,私人和解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如权利人与收发货人/进出口人在和解谈判中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权利人滥用私人和解的权利影响海关执法的积极性,私人和解容易引发侵权人采用“花钱买路”的不正当和解方式等,因此该制度并不为海关所提倡。为解决上述问题,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中的私人和解制度,海关应当在私人和解制度中转变执法理念,设立和解协议的海关审核与认定标准,在私人和解制度中引入海关行政调解制度,对权利人滥用和解权利进行限制。     

思想自觉与制度规范：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两个基本维度

遏制腐败，保持清正廉洁，是化解执政危险的必然要求。保持清正廉洁需要党员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我修养，经得起来自权力、制度漏洞、利益、贪欲等多方面的考验。当然，由于人类谋求私利的本性，决定了靠人的自我修养并不能完全克服掌权者利用公权谋求私利的倾向，因此，防止腐败，还要加强制度规范的外部约束，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减少诱发腐败的“灰色地带”，做到“伸手必被捉”。     

大学章程在大学法人化治理中的价值向度与法律限度

大学章程通过对举办者、办学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志与权利进行确认,并对各相关权利主体进行制度性的规约,起到了理性化的价值引导与依法治理的保障作用.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大学章程能不能被视作一种法律,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需要理性地审视.研究以中外比较、历史比较、现实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及其限度.大学章程需要基于“自主管理”的诉求,以“共治”的方式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法治”化,以期实现大学的本质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