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古代婚俗中的“陪房”现象

所谓陪房就是旧社会随同主子姑娘出嫁到婆家的男女仆人,他们是主子姑娘嫁妆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说是主子姑娘的一种特殊陪嫁品。陪房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重要的婚俗现象,这种以人作为陪嫁品的习俗,其实也是整个人类不平等社会婚姻习俗中的一个共同现象。我们在文章中主要考察了这种陪嫁习俗在我国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它的本质。     

平易叙事与哲学的真实：星云大师《合掌人生》真实性的构建

星云大师的回忆作品《合掌人生》在本质上是一位老人在一种“知命”的哲学状态下,对往事的脉络所做的梳理和对曾有过的心路历程的交代。它将个人命运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家国情怀、命运感、历史感贯穿全书,同时剥离了传统僧传的神圣化叙事,而替换以一种平实的书写,并且灌注了对人性的宽容与理解,以及与“人间佛教”相符合的哲学、道德、伦理观念,展现出一种“善”的生存模式,同时也完成了对真实性的建构。这种模式因为其“人间性”,并不因作者的宗教身份而显得遗世独立,反而对读者来说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中国博士跨越30年的“未解之题”

这18个人的命运因为一个特殊的身份联系在一起。30年前,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被集中授予学位,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汪文宣:“老好人”的自我挣扎与旧知识分子的悲剧象征

汪文宣作为巴金小说《寒夜》里的主要人物,其个性特征十分突出,其中"老好人"的描述在小说中出现多次。"老好人"是汪文宣内在性格与悲剧性命运的连接点,将其善良与懦弱的性格融于一体,揭示出汪文宣最终走向悲剧命运的内因。除性格因素外,仍有许多关键点促成了"老好人"悲剧性的毁灭。探讨汪文宣的"老好人"形象,剖析其悲剧性的源头,揭示出时代背景下旧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普遍性。     

由《韩非子》所见楚国史料推考屈原命运沉浮之根由

"两用昭、景"是楚宣王和楚威王一贯运用的重要制衡策略。楚怀王初年,昭、景坐大。为了抑制昭、景,强化王权,怀王调整策略,转而重点扶植屈氏。这是屈原后来得以出任左徒的根本原因。但丹阳一战,屈氏猝然遭遇重创;蓝田战后,怀王更是威略难振。嗣后怀王,包括顷襄王不得不再蹈宣、威旧辙,继续两用昭、景,是以屈原始终难获起复。屈原一生命运沉浮完全与怀王、顷襄王调整"两用昭、景"这一制衡策略的整个过程相始终。     

对资本主宰下的人的命运的关切: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线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和批判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主题,对资本主宰下的人的命运的深厚关切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主线。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主体的资本与作为客体的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资本增殖的同时却带来了人的贬值,人对物的依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诉诸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     

简·爱和林黛玉不同命运的跨文化解读

简·爱和林黛玉分别是《简·爱》和《红楼梦》的女主人公。她们身世相近,对爱的追求也同样执著,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从中西方价值观、宗教文化及社会制度方面对简.爱与林黛玉命运的跨文化解读,有利于深刻理解其性格、爱情命运及人物形象,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鉴赏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美军观察组对国共两党历史命运的认知与判断

抗日战争时期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是罗斯福政府扶蒋联共政策的体现,标志着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种"半官方"关系,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还是执行了片面的扶蒋反共政策,所以美国政府眼中的中国是有偏差的,而美军观察组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和判断是真实的,他们预言国民党政府将要真的陷于崩溃,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国共产党。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几代人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终于找到了一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     

地区治理与大国责任:中国中东抗疫合作论析北大核心CSSCI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抗疫合作是构建中国与中东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中国中东抗疫合作通过高层引领、物资援助及成果共享等形式展开,具有顶层设计、生命至上、参与行为体多元化及坚持多边主义等特征,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实践既有中国展现大国责任和维护中国在中东利益的需求,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地区治理的驱动。它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参与在该地区治理的诉求,也可以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进而筑牢与中东国家伙伴关系网络,并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中东抗疫合作受到中美战略竞争、抗疫合作政治化以及美国主导的“疫苗联盟”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但中国中东大国外交实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