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三重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视域看,其内涵又关乎多重关系。首先是个体之间的交往。人类由个体构成,共同体也基于不同的个体,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相处、平等交往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涉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共同体建构来说,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个体需要认同社会、融入群体,另一方面社会应承认个体,维护其合理权利,二者构成建构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前提。从更广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概要地看,处理或协调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总体原则是相互尊重主权,互惠互利,走向普遍安全或永久和平。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到“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的价值取向侧重于超越具体或特定的民族、国家,以整个天下为关注点。进一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涉及广义的天人之间,即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理解天人关系或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时,总体的原则是注重天人之间的相分与互动。天人之间的“共美”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形而上的前提,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融合

工业社会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在与人的行为和行动相关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从基础性意义上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管理制度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制度在生成和演进中则具有某种自然色彩。所有制度都与文化密切相关,但社会制度的文化特征更加鲜明。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变革的任务被提出来,而且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制度变革从属于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风险社会的制度构建与工业社会不同：在思维方式上,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在制度性质上,用合作制度置换民主制度;在表现形式上,以制度融合的方式统一为社会制度。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法律困境与善治之道——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具有突出的经济、科研和军事价值,已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列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我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完善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制度提供了战略新思路。然而,我国在参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面临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被异化、平行开发制度实施受掣肘、资源开发污染问题仍严峻、保留区开发主体界定有缺漏等法律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通过构建国际海底区域规则的引领国地位、完善环保规则与"资源"法律定义、优化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主体的规定、释明和健全许可证制度等措施,构建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中的善治之道。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差异探析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人的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提出的应对全球化浪潮的中国方案。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是等价的,更不能任意将其混为一谈。二者在历史传承、构建视角、实现际遇、实现手段、最终目标上有着根本不同。新时代,厘清二者关系,尤其是明晰二者的区别,对于确定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历史方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家庭建设视角下的家国情怀培育

新时代家国情怀的内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尤其是在文化传承、政治属性、价值共识、国际视野方面具有更加突出的时代特点。然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衍生出文明趋同现象,使我国的家国情怀培育被动地陷入由西方个人主义、家庭教育边缘化、多元价值观排他斥异引发的培育困境。中国是“家本位”社会,家庭是培育家国情怀的第一课堂。因此,本文从家庭建设的视角出发,通过文史结合、善用全媒体文化传播平台、培育与时代融通的新型家风三条实践路径破解家国情怀培育困局,揭示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路径

近年来,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及中国千年绝对贫困的消除,全球减贫事业进入新阶段。但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全球减贫治理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在：动力维度上,全球发展受阻导致减贫动力不足和赤字增长;制度维度上,新矛盾新挑战凸显边际效益递减下的“贫穷陷阱”和减贫机制失灵;空间维度上,社会动荡和信任赤字交织加剧全球减贫治理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治理观,为全球减贫实践提供了更具时代性与世界性的思想支撑和实践蓝图。据此,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凝聚减贫合力,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以革新减贫机制,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以打造减贫责任共同体,从而推动全球减贫治理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     

浅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价值

面对全球新的挑战与威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迫切。世界各国只有站在命运与共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树立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战胜人类历史上百年未遇的大挑战,国际社会才能重新按下发展键。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入手,探究新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的新特点及构建的现实意义。     

日韩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评析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也受到日韩学界的广泛关注。就研究路径而言,日韩学者主要从“褒扬论”“可行论”“关系论”“输出论”“威胁论”“辞令论”等路径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一解读过程中,日韩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诠释和态度与中国之本意存有一定的认知误差甚至污名之论调,但也不乏客观、温和、中肯之认知和评价。面对日韩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趋向特别是污化态势及其舆论、政策和国际影响,中国既要通过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等国际传播类举措回应日韩学界的多元解读,也要继续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际行动和大国担当推动中国理念在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人心,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从而打破国外反华势力试图动摇中国工作重心的图谋,同时增强国家合理抵御外部反华势力对华联合打压遏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