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强奸罪立法之完善

从改革开放紧接着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产生了趋同化,进而跟随时代的发展,文化传播也跟上了信息时代的潮流,西方思想的良莠不齐随着这一股潮流无限制的涌入至国内,且与我国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点,尤其是在性交方式的多重化方面,强迫性性行为的具体行为主体地位发生了改变。譬如同性性侵、女性性侵男性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并与之俱增。以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相关规定为依照条件,剖析前者已存在的不足并给予相对应的完善意见,将国际社会对于该罪名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相较,阐述完善强奸罪的重要性、意义,给予确实有效的立法建议。     

隐名出资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进路——基于最高法院裁判分歧的法理分析

针对隐名出资人以自己是登记股权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应否保护非交易第三人对登记外观的信赖.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对象是审查隐名出资人对登记股权是否享有实际权利,并比较判断这一权利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何者应当优先保护.隐名出资在实践中分为完全隐名和不完全隐名两种情形,隐名出资人在两种情形中分别享有债权和股权.从公司法的组织法的特性出发,将隐名出资人的股权、债权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进行权衡、比较,隐名出资人的权利具有优先保护的理由.     

因病退职,"五大权益"你享受到了吗?

虽然, 劳动者患病或非工伤治疗、休养、退职等,与工伤无关,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但这绝不意味着不能享受任何待遇.恰恰相反,我国法律、法规为保障劳动者有尊严、体面地因病治疗、休养、退职,做出一系列保障性规定.即便因病退职,至少有"五大权益"受法律保护!     

浅谈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著作权保护

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度,如何保护"民间文学艺木表达"是一个极为复杂且争议较大的问题,以致我国的相关立法仍面临窘境.是否需要对民间文学艺木表达提供著作权法保护以及如何提供保护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重点.对此,我们需要厘清相关概念,在正确认识我国面临的立法困惑的基础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著作权私法保护的协调性,结合对著作权法的适当调适,以积极探索并选择更合理的民间文学艺木表达保护路径.     

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新工人:集体行动与权利意识

2008年以来党和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劳动保护立法,旨在改善劳动者的权益、约束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矛盾,但是劳动保护立法的推进并没有改善工业领域中的紧张关系,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劳动保护立法的悖论必须放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劳动保护立法只能采取适度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的方式来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将工人的政治权利整体性地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主体构建劳工治理体制,然而此种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联盟的影响,难以切实起到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效果,但是它刺激了工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工业生产领域之中的政治权利。     

劳动者对自己的收入分配应有话语权

日前,中原某省规定:企业领导想评先,如果不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被一票否决。就是说企业给普通职工涨工资,必须得到他们的首肯,否则就是违规。长期以来,劳资纠纷已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既能够预防、化解劳资纠纷,又能够消除劳动者     

金字塔：“快乐”建造者的启示

人类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真正的传世之作，惟有在劳动者身心和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金字塔是人类古文明的瑰宝，它的建造花费了惊人的劳动和技能。著名的胡夫金字塔，由至少重2．5吨的近260万块巨石建造。其砌工之精确，让今天的石匠也难以企及。     

主张未签合同之双倍工资,当防五个误区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两种情形下（一是“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是“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而未订立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付双倍的工资.然而,司法实践中,“双倍工资”之罚则并非如上述法条规定的那样简单.下面案例警示劳动者在主张此项权益时,要注意防止下列五个误区.     

停产造成劳动者待工单位要支付工资

案情回顾: 原告王云天系某煤矿公司员工,于2009年开始在该煤矿工作,工资按月发放,发放方式为本月工资于次月15日前以现金形式发放.2012年7月30日,某煤矿公司因经营成本较高效益不好而停产,2013年8月19日,该地政府发出通知,对某煤矿公司实施直接性关闭.停产期间王云天未向单位提供劳动,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王云天也未重新就业.2014年7月14日,王云天提起劳动仲裁,请求单位按当年该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其停产期间工资36 480元,劳动仲裁委以其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王云天遂诉至法院.     

高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呼唤政策兜底

2014年元旦前夕，记者在郑州采访了一批这样的高龄劳动者：“鞋垫爷爷”、“煎饼奶奶”、“环卫奶奶”，家庭经济困难是他们出来劳作的首要原因。专家认为，这凸显了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仍存在保障水平过低的短板，需采取措施加以完善，以应对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