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父权制和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个人的体悟与实践

该文从个人研究经历梳理中国妇女史研究近30年的理论历程——从本土研究中＂发现＂妇女的历史,到与女性主义史学相逢后引入父权制、社会性别与差异诸范畴进行本土探索,再进入建基于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化建设,并致力于妇女史研究与本国实践结合,服务实践并发展本土理论。该文还重点阐述作者在研究中如何整合本土与外来理论,创建研究中国妇女/性别史的新框架;并介绍其策略：一是融合多家,探索源头,揭示华夏族社会性别制度起源与父权制的构成;二是将华夏族父权制历史化与复杂化,从＂因/变＂＂经/权＂中阐释妇女/性别史。     

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实现“中国梦”

正~~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立法保障的基本定位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根本文化认同中的国家原创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是一项全新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文化工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事业的开启、推进乃至取得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法制的支持与保障.法制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相关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手段,是调整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社会关系的稳定机制,是华夏文明成果产业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立法应遵循文化保真、文化自觉、文化民生、文化资本、文化软实力生成等基本理念,应坚持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有机结合、统筹协调和综合保障等基本原则,必须科学处理好文化产业集聚与集约、文化资源独占与共享、文化产业政策与法律、文化法制资源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论佤族的华夏倾向

居住在中国云南西南部地区的佤族,历史以来属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区,有的史书甚至将其称为"缴外"之民。然而,佤族文化系统里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华夏倾向和华夏情结,这种文化上的亲缘感和亲和力,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形成、发展和充实的强力保障和源泉。佤族的华夏倾向和认同,对巩固中国边疆和多元化的中华民族文化及其群体认同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经》中反映的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

《诗经》中反映的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反叛与平叛;侵扰与防卫;覆国与复国;侵袭与征伐。这些只是民族关系的表象,其实和平才是主流。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当时的民族政策,即继承了上古时期的文化招抚(即德治)为主,武力征伐为辅的部族关系处理模式是分不开的。此外《诗经》中还为我们展现了两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模式,即政治联姻和武力威慑。这些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有着深远影响。     

"异乡"与"故乡":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偏向研究(1842—1912)

1842—1912年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传播与华夏传统文明传承发展的一次碰撞.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传播具有空间偏向,粤剧的海外传播是近代西方文明扩张的间接产物.航海技术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媒介体现,是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媒介.粤剧作为航海运输工具的"内容",实现了空间传播.而作为媒介的粤剧本身具有口头传播偏向和时间偏向,消解了西方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实现华夏传统文明的异域传承.粤剧口头传播偏向限制了粤剧仪式的传播范围,将参与群体划定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不利于华人社群的扩大.但与此同时,作为地方剧种,粤剧的口头传播偏向强化了华人社群内部的一致性,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强化华人社群的集体意识.粤剧是华夏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华夏传统文明传播文明时间偏向特质,表现为对神缘和地缘关系的倚重.粤剧在以方言(地域)为单位的华人社群进行展演,延续了祖籍地的地方特色,传承了祖籍地的历史脉络.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形成了粤剧的"传播通道",华夏传统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孕育了粤剧的"传承脉络",二者相互交织,形成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时空网络.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船山学刊>创刊90周年之际,谨代表业师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三先生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哲学史学会的老中青同仁,表示热烈的祝贺.贵刊创办之初,国难当头,贵省学者中的有识之士以王船山为旗帜,振兴国学,开发民智,砥砺民众,破块启蒙,其功甚伟.贵刊复刊以降,国势渐强,贵省学人不失时机地弘扬人文精神,再植灵根,面向全国与世界,努力使贵刊成为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阵地.     

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些思索

20世纪后半期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辉煌发展时期,新世纪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历史开展研究,要加强对主体民族汉族历史的研究,并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使中国民族史研究登上新的台阶.     

从“中间性”到“世界主义”：一种超越民族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族研究领域有诸多突破“中心-边缘”二元叙事的尝试：借助“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强调“混杂性”和“流动性”来消解“中心”和“边缘”，或者拓展费孝通“走廊”范式对“互动”和“迁移”的强调，将对立转化为“中心”对“边缘”的区分和涵盖。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世界主义”，以一元的“世界性”来突破二元的对立。世界主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既指包含了流动性和开放性的身份认同，也指含括了时空万物的一种“宇宙-政治”观。世界主义既是一种道德立场，强调每个地方都是中心，都有对于世界的想象、解释和参与的愿望和能力，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强调每个地方的世界性都是历史性形成的、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特定结构。本文以此重新思考民族、族群、国家、文化等概念的边界, 强调每个地方存在的超越这些概念边界的“联系”——区域性的和历史性的、符号性的和物质性的、以及存在意义上的。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