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

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堪称朝鲜走向近代社会的前奏.它主要是在部分朝鲜入华燕行使臣深切感受到清初中国政治稳定、人民生活繁盛、文化事业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更准确地说是在使臣为解决其传统华夷观与现实所产生的矛盾中,在其"攘清夷"观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它率先提出打破"华夷之辨"的口号,但根本上还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认同的一种回归.     

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

乌孙为西域大国,在汉、匈关系中一度举足轻重,西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首先因乌孙而提出,进而拓展为对于整个西域的宏伟设想。西汉采取了联姻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外交策略,促使乌孙的立场由“观望”转为“归汉,”这是西汉外交在“大宛之役”后的重大突破,亦对古代中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内藩外夷"与"五族共和"

一、西力东渐背景下清季"华夷"观念的结构性变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时,即明确意识到"华夷"观念乃是其反满革命的利器.他们试图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激动种姓",号召民众,认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     

论“边疆观”及其空间表征的历史考察

边疆观是边疆诸种问题研究的观念基础.本文以中国西北边疆为考察主轴,通过对西方中国边疆的研究和中国古代及近现代边疆观的考察,剖析了西方学者中国边疆观及研究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取向,并力图呈现出中国本土边疆观的流变史及空间表征.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胡安国《春秋传》之华夷观

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张对夷狄乱华要膺惩,妥协投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背华即夷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华夷之辨中,胡安国强调的不是地域与族群的差别,而是华夏和夷狄在文化上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体现的是胡安国动态的华夷观。     

宋代"限书令"与"华尊夷贱"观念的变化

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在对外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北宋与辽、西夏开始处于平等外交地位,而非先前附庸主从关系,中原士人第一次在"积贫积弱"的现实与"夜郎自大"的理想之间惶恐着.对此,北宋实行了一系列限制或禁止书籍流向外族的政策,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原士人关于民族忧患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反映了"华尊夷贱"观念的变化.     

夷夏之辨的两个逻辑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     

孰为“中国”——略论日本近世的“日本型华夷思想”

言及近世日本的对外意识时,以中华华夷思想为模板所创的所谓的＂日本型华夷思想＂尤为值得研究者关注。日本型华夷思想反映在文化意识上则当时的一些文人在＂夷夏之争＂的理论思辨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力图在中华思想的框架内,摈弃对于日本文化的自卑心理,树立日本也可为＂中华＂的独立意识。只不过,不同于以古代的礼教文明为评价基准的中华华夷思想,将关注点放在了皇统一贯和＂武威＂上。这些文人的主张虽因说服力的欠缺而在18世纪以后就渐趋销声匿迹,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无疑对日本国家主体意识的树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