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一、<大义觉迷录>:"华"、"夷"新辨 顺治、康熙两朝,虽对满、汉冲突多有调节,却终究难以消弭传统"华夷畛域"的文化与心理区隔."华夷之辨"观念下,汉族民众反清复明运动的涌动,成为危及清初统治的重要隐患,康熙帝晚年就曾担忧王朝的统治"若有变动,或在中国(指中原内地--引者注),蒙古断无此虑"[1].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数年后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就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不过,这次事件也为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华夷"观念进行新的审视与自我表达,创造了契机.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观念变革的转折点

本文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论述了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洋务派从变易观、华夷观、义利观、人才观四个方面，否定了封建传统观念，论述了中国应该开放变革，学习西方；应该正确认识华夏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应该“求富求强”，发展工商业；应该废科举，开辟新的育才途径。洋务运动破坏了封建政治制度的思想保护伞和精神支柱，使新思想、新观念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对推翻封建制度起了巨大作用。     

明清时期传入朝鲜的汉译西学书及其影响

汉译西学书系明清时期在华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用中文编译、撰述的介绍西欧文化的书籍。17世纪伊始,许筠、郑斗源等朝鲜王朝赴京使臣陆续将汉译西学书带回本国,汉译西学书随之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开来。其传播既受惠于清代中朝关系的重构与清廷之德化政策,又归因于朝鲜君民对典籍的渴求。汉译西学书的传来,推动了朝鲜西学的产生及天主教的传播,促进了朝鲜王朝自然科学进步与华夷观转变。尽管它曾给传统朝鲜社会以冲击,但并未撼动旧的统治根基与统治思想,也未能促使朝鲜王朝走上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