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制约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最具现实意义的推进方略,应包括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和以社区发展为核心的社会重建两项核心内容。建国以来,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表现为空间分布上的集中性和封闭性,社会资源的单位垄断制以及浓郁的单位氛围和国营惯习,导致社区对企业的高度依附从属,使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区建设存在着推力不足,资源匮乏,社会公共空间形成缓慢等现象。由此,社区发展便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大难点和关键。     

“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

"单位制"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城镇地区最具特色的组织制度。相对于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所谓"单位",是改革开放前在城镇地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     

改革初期单位制企业破产过程与机制研究——一个产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关注在市场机制和法律体系不健全、企业产权模糊的改革初期,单位制企业破产的具体过程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最初的企业破产是国家因负担过重,借助市场竞争话语“甩包袱”的结果,是有选择的市场化;当时市场既是一套公平竞争的法则理念,也是国家规避风险、推进改革的手段;破产后,“工人是企业主人”的主人翁话语是工人强调身份产权的依凭。转型中的政企关系、职企关系及其动态演化过程形塑了企业产权界定的独特逻辑。     

从国有企业的救灾安置看单位制的变迁

描述两个国有企业在地震后的救灾安置和重建过程,分析单位制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迁特点,如员工和单位契约关系的增强、单位政治功能的减弱和多元化功能的收缩等。认为灾后重建过程加强了单位的依赖性结构,也加强了单位的政治功能,并对未来单位制国企的变迁方向进行简单讨论。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及工作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组织化重构,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和各类社会团体管理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居组织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通过社会团体把不同职业、性别、年龄、文化信仰的社会群体纳入受政府控制的相应社会团体中,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和整合。     

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提供社区服务,还是培育社区组织?

长期以来,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社区服务,以此来承接单位制解体后溢出的各种社会保障功能。1991年,民政部在北京首次召开全国社区服务工作研讨会,与会者对社区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地位和作用、组织和管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明确了社区服务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象征着美好的开始和盎然的活力，孕育着新的希望和勃勃生机。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人们播种下希望，期望这一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春天作为每年的“开头”，往往是各单位制订年度规划的月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全国各级办公室对一年的工作要尽早做好长远规划。     

转型社会与"单位制惯习"

在长期的单位制社会里,形成了"单位制场域"和与其相适应的"单位制惯习"。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自身特点,"单位制惯习"的转型滞后于"单位制场域"的转型,并由此引发了部分个体思想与行为上的诸多问题。     

"单位制"对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结构影响的一些思考——以新疆巴州煤矿的个案分析为例

国家的权力与意志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是当前“国家建构”过程当中需要探讨的“时代主体”,对其的学术研究也比较多见,该层面的研究用现今比较时髦的人类学术语来讲就是“底边社会”中的“国家在场”。这个问题的学术和应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在此以自己出生成长地为例,欲从单位制的层面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政治、权力体系(尤其是科层制)如何对维吾尔族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     

单位制形成早期国营企业的“参与性动员”

在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单位制早期组织制度建构的进程中,国营企业始终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核心部门被纳入社会动员体系之中。以1956年一长制领导体制变动为界标,国营企业"参与性组织动员"的实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国企主要依托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途径展开体制性参与,并开始尝试以车间班组为单元,将工人纳入参与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改革,以切实激发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虽然此时期也存在劳动竞赛、劳模示范、班组核算等参与形式,但其功能却被强调行政权和技术力量的一长制所限制。以一长制废除为标志,国营工厂展开了以"工业八大员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由工人直接参与生产管理的模式,将参与性动员推向高涨,并形成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特征的国企工业民主的典型经验。透过20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参与性动员启动和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单位组织及其制度建构最初的范型,同时窥视出单位参与性动员体制特有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