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单位制时代社区治理的维权模式与行为分析

中国单位社会解体后,社区治理中的维权问题逐渐凸显。基于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可以将后单位制时代社区维权模式和行为特点分为个体为主、松散联合和集体维权三种主要类型。通过对某单位小区维权行为的个案研究,分析了集体维权模式成功的先决性条件、组织性条件、资源性条件、策略性条件、特殊性条件以及可能存在的缺点。后单位制时代,在集体维权的模式下,运用依法维权、理性维权、资源动员等行动策略时,应避免维权矛盾扩大化和过激化,这样才能确保维权效果的良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话语的嬗变：一种产权社会学的分析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产权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化的新劳动伦理将工人的生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工人是公营企业的一份子,工人是为了自己和解放劳苦大众而劳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化时代,“工人国家”的体制定位、职工“以厂为家”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工人老大哥”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以工人主人翁意识为基础的产权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主要历经了放权让利、抓大放小、主辅分离、股权多元等多个阶段,与企业所有权置换并行的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国企职工重申“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产权话语意在依凭身份追溯就业权和福利权。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产权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表达相契合,产权话语的嬗变是透视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的重要视角。     

现代性语境下的后单位制社会整合

中国的单位制就其为单位成员提供的身份感和归属感而言具有前现代的性质,中国城市社会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变迁正是现代性作用的结果.现代性作用下的后单位制社会特点表现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封闭社会到流动社会、从政治整合到社会整合的三大转变.后单位制时期社会整合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单位制惯习的消除、单位社会功能的承接、新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形成、文化价值共识的实现等方面.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类单位制:民间组织的发展趋向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民间组织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民间组织(FBO),参与者的内生动力来自信仰,通过信仰把个人与组织、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联系起来,形成由个体走向整体的开放性意识;当代中国的民间组织受单位制影响,缺乏FBO之类纯粹的民间组织,在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背景下,已有的民间组织和新的社会团体的形成与发展都将会深深打上中国烙印,呈现出类单位制趋向。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农垦团场单位体制及其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分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以屯垦戍边为基本职能的经济社会组织,上政下企是其基本组织结构,农垦团场是兵团下属的基层企业单位。基于计划经济的背景和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农垦团场形成了单位制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国家公共产品供给非单位化的改革中,农垦团场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具有“逆非单位化”倾向,造成农垦团场社会成本沉重,企业经营失范。农垦团场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路径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单位制”历史路径以及“非单位化”的市场化改革原则,构建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体、农垦团场经营剩余为补充、市场化供给（特别是借鉴PPP供给模式）相结合的“三轨制”的供给路径。     

转型风险与东北区域社会发展的时空压缩制约

社会转型风险与东北区域社会“典型性”时空压缩制约转换有密切关联。从时间而论,东北单位社会形成发展历史、东北单位制进入期时间压缩的“外生硬拉性”及时间压缩转型期人们观念的僵化保守性造就了东北区域社会发展的市场适应性困难;从空间看,单位和社区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合,使单位的多元化的功能取代了社区功能,出现了典型的“单位办社会”的格局;东北社会独特的时空压缩性也形成了东北文化的无根性、间歇性和断裂性,进而导致了转型风险。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

本文详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即从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 ,就单位制形成的背景、发挥的功能、造成的后果、崩溃的原因 ,街居制演变的历程、面临的困境 ,社区制的主要特征、出现的原因、实践的模式等方面做了重点阐述 ,并对社区制的今后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