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孙中山、袁世凯及其代表的南北政府侨务政策比较研究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在中国政坛上渐次出现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即以袁世凯等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政府。在民国初期侨务政策的基础上,南北政府均制定了相应的侨务政策,并做了一些侨务工作。南北政府的侨务政策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在本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诸如保护华侨权益方面,南方政府比北京政府更加积极全面,深入侨心;大力发展海外国民党组织则为南方政府的独出特点;吸引侨资的效果北京政府不如南方政府显著;南方政府侨务政策比北京政府影响更加深远。     

南北理学思想汇合下的郝经

郝经作为金朝灭亡后南北方理学思想交融初期的实践者,以“夷夏互变”思想和践履“实学”为核心,发展改造了程朱理学的部分思想,以适应北方的学术土壤。同时,郝经的思想也时见矛盾之处,正反映了不同学术思想汇合时不可避免的磨合。     

“苏空头”——《浊世苍生》续写之一

地分南北，人也分南北。山川、气候、物产的不同，给居住在那里的人带来了体质、性情、风俗的差异。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归根结底，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区别，才使得那里的人文景观呈现出异样的风采。     

中国文学中心南北移位原因论

中国文学中心的南北移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中心与经济中心始终保持一致,与政治中心有合有分,与文化中心有同一性。文学中心的移位也要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为文学中心移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论国际投资法实体规范的生成

晚近,国际投资关系中南北矛盾的发展出现新动向,发达国家凭借其实力,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贯彻“急骤的、绝对的与作为目的加以追求的国际投资自由化”主张。在法律层面上,他们积极推动国际条约的签订、其他国际文件的制订以及影响有关的国际裁判,以求投资法律规范的“国际化”,并且竭力促使跨国投资法律规范的实体内容朝着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及其母国的方向发展。对此,发展中国家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有效的因应之策。     

中国古代文学中心南北移位通览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前 ,中国文学中心基本上定位于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流域 ;从五代十国一直到近代 ,中国文学中心转移到以江浙为核心的长江流域 ,并长期稳定下来。纵观整个文学史 ,中国文学的中心曾经历了三次由北而南的大迁移 ,四次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大循环 ,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 ,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不同地域特征及其审美理想 ,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和融合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不断更新与持续发展     

董其昌与“南北宗”画论分析

董其昌是明代中后期画坛享有盛名的书画家、美术鉴赏家和理论家,他的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巨大且深远。但其后人们对这一论断褒贬不一。应将其绘画理论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辩证地分析,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画的创作。     

到苏丹品“苏丹红”

苏丹人民热情好客。有朋自远方来,敬上一杯“苏丹红”,是苏丹人表示尊敬客人的传统礼节。不过,此“苏丹红”和人工合成的工业染料“苏丹红”可不是一回事。“苏丹红”饮品选取卡尔卡迪植物的叶、茎和花。卡尔卡迪是锦葵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可达1.5米。叶子成瓣状,边缘有锯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