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质量问题浅论

本文提出了“统计数字质量”的概念。论述了统计数字必须真实,这是统计工作的特点和作用所决定的;分析了一些单位统计数字失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高统计数字质量的对策：要加大对《统计法》的宣传力度：要从源头抓起;要改革干部考评办法;要加大统计监督力度;要搞好统计人员培训的对策。     

中西方慈善文化的渊源比较及启示

在中西方慈善传统中都包涵着一种爱人和互爱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并凝聚为一个无条件的慈善道德指令和人文关怀,即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和爱护他人;人类共同体的任何人都不应对其他成员的命运漠不关心.中西方慈善事业发展程度的不平衡性与其慈善传统在对"爱"这一共同价值基础的诠释及其构筑环境的差异性有关.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比较的视角研究两种慈善传统的文化根源及其生成基础.从中汲取合理的慈善资源,形成有益的启示,必然有助于正在成长中的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语言符号的无意识直觉和联想关系——索绪尔手稿研究之一

言说者潜意识的记忆能力或联想能力由各种各样的相似关系唤起.言说者的语言意识一方面是主体对语言符号再现特性的内在反思;另一方面,言说者的语言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潜伏的,无意识的.意识的呈现是经由语言和语言结构完成的,我们通过意识反思无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了语言和语言结构,也就掌握了无意识.因此,无意识是通向语言科学的条件.     

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境外关于资源对家庭压力作用的研究偏向微观层面的剖析,对影响家庭因应资源的社会宏观层面因素较少涉及.本研究借鉴西方家庭压力模型,尤其是布思的脉动理论,从本土经验出发,把家庭压力置于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关注外在脉动的社会支持对家庭因应压力的作用.研究采用质化和量化分析结合的方式,探析城乡家庭如何运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应压力的过程和策略.研究发现,多数家庭主要是通过亲缘网络的支持以不同程度地缓解压力,正式的社会支持给予家庭尤其是弱势家庭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有效地缓解了不少压力或危机.但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家庭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家庭的初级物质需求,对解决或减轻压力的作用有限.     

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和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吉特·辛哈观点的评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吉特·辛哈认为,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仅仅适合于李嘉图不变的价值尺度的要求,但不是马克思转型问题的解;李嘉图和斯拉法的剥削概念也和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根本不同.斯拉法主义经济学家按照工资在净产出中的份额来说明剥削问题,和马克思从生产过程分析剥削问题有着本质区别.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辛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其对剥削概念的说明是遵照马克思<资本论>原意的,对转型问题的分析也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并且,同伊特韦尔的看法相反,辛哈认为不能把货币工资看作是给定的.而应该把实际工资看作是给定的.他对斯拉法关于李嘉图问题的说明也持肯定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标准体系和标准商品的科学价值.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     

志愿精神成长中的草根民主——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

志愿精神是草根民间组织和市民社会成长的内源性基础,是自下而上兴起的草根民主的基石.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对公民志愿精神成长之基本现状进行解析,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对影响公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的剖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京市公民的志愿精神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仍有一部分公民对志愿活动的热情度不高;部分志愿服务参与者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响应上级号召"、从众心理等原因,这种参与体验会给志愿精神培育带来负面影响;志愿精神受公民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居住地区与政治面貌影响较大,与公民的性别、年龄、职业也高度相关.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南京市促进志愿精神和草根民主成长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     

东乡族、保安族女性与民族发展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东乡族、保安族女性逐步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社会活动,并发挥了她们的重要作用.女性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能否得到全面发展的标志之一.     

中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空间统计分析

文章以模型生命表为基础,对最近3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省份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修正,并利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修正后的人口死亡水平(用出生时预期寿命表示)的时空变异进行研究,以辨明中国人口死亡水平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981～2000年中国各省份的死亡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现象,但自相关程度随时间变动有所降低;死亡水平较高或较低省份与其周围同样较高或较低省份,在空间上更多地趋于集聚而非随机分布.研究结果为引导有限的社会卫生资源流向最需要的人群和地区可以提供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