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行业员工流动性与对策——以慈溪家电企业员工流动性实证分析为例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内员工的流动性大幅度增加,尤其是中小企业更加明显,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社会稳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文章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慈溪市家电企业员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企业角度提出了进行人力资源规划、健全企业选拔和用人机制、提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等过程性管理措施,以期对慈溪市家电企业加强员工的有效管理,降低其流动率有所帮助。     

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货币迷失、非FDI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本文考察了1985￣2004年我国的货币资金迷失现象和1997￣2005年的非FDI资金的周期性流动情况,以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内外平衡、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为研究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汇率只是宏观经济全局中的一颗棋子,人民币汇率问题必须放在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安全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全局中来考量,并结合货币资金迷失和非FDI资金流入导致的我国宏观经济格局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型还是"橄榄"型,在上海社会分层研究中仍有争议,而对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更是缺乏关注。文章依据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3个维度将上海城市居民划分为6个社会阶层,并根据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目前上海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仍然具有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文章通过对不同年代代际流动表的分析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边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跨越边界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难度较大,这一现象可能会给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定的风险。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状况分析

与以往主要关注家庭因素、基本人口特征的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研究不同,本研究将分析视野扩展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和个体抗逆力。数据表明,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差于非流动儿童,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支持和个体抗逆力均对其产生影响,其他社会支持的影响不显著。流动儿童由于面临着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流动方面的"双重劣势",单纯提升个体抗逆力不足以改变其精神健康不良的事实。因此,一方面努力提升流动儿童的个体抗逆力,充分发挥其面对逆境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不断地瓦解产生"双重劣势"的制度基础。通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能改善流动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     

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综述

供应链协同是指产品或服务从原材料的供应开始,在向最终需求客户移动的全过程中,通过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共同努力,创造出大于各环节价值简单总和的供应链整体价值,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供应链协同要求节点企业打破原有的静态合作模式,建立新的动态合作的模式,实现供应链的重新整合,以利于企业间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自由流动。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与流入省吸引力的分析——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探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二是流入省份具有何种特征,将更具吸引外省人口流入的力量?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从个体、家庭与省级层面,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离散选择Logit模型分析。结论为:有外出经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家中没孩子或孩子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被征用(或无耕地)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某省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积少,是促使省内农村劳动力向外省流动的推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就业机会越多且由省际距离产生的流动成本较小的省,对外省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更有吸引力。     

职业教育在职业流动中的功能及其实现

职业流动是指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在不同职业之间的变动,是劳动者变换劳动角色的过程。职业教育在职业流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使自然人成为职业人,为职业流动奠定基础;增强职业流动意愿,调动职业流动积极性;提升个体职业能力,使职业流动持续和成为可能;催生新的职业,为职业流动提供更多的选择。为实现促进职业流动的功能,职业教育应采取相应的策略。     

社区:微观组织建设与社会管理——后单位制时代的社会政策视角

随着我国人口大规模快速流动以及家庭、宗族等传统社会微观组织单元的削弱和单位体制的解体,社会管理须构建和强化新的微观组织单元来实现个体组织化。社区作为国家与民众互动的基本界面,既有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多种社会政策需求,又有丰富的组织和人力资源可资利用,因此是创新社会管理首选的微观组织基础。我们可以借鉴能促型国家的理念,激发社区、居民的潜能,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提高社区的组织化水平,从而以社区夯实社会管理之基。在操作上,可考虑以支持家庭发展的社区社会福利递送为抓手,同时打造社区面向流动人口就业服务的平台,实现社会管理的上游干预。